——《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259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解释论展开
内容提要:公安机关对以征收、拆违、环境整治等政府行为为对象的报案,常以“该行为系政府行为”为由,援引《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259条第一款第(四)项“其他需要终止调查的情形”作出终止调查决定。本文认为该做法在解释论上不能成立。第(四)项属义务性程序兜底条款,其射程受同类解释规则与行政程序法定原则的双重限制,只能容纳与“没有违法事实、已过追究时效、违法嫌疑人死亡”同质的、使调查无法或无须继续的确定性客观事实;“政府行为”则是关于实施主体与行为性质的管辖判断与定性结论,其规范出口应在受案环节的第61条(现行为《行政案件不予立案告知书》)或定性环节的第259条第(一)项。以第(四)项处理,既违反重叠适用禁止规则,又以程序终结替代了本应由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承担的合法性审查,并可能遮蔽应受查处的伴随违法行为。文章检讨四种反对说,并提出将第(四)项列举化、增设中止调查制度、统一文书名称等修法建议。
关键词:终止调查;兜底条款;政府行为;执行职务行为;同类解释;程序法定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进路
(一)一个在执法卷宗中反复出现的条文
征收拆迁、违法建筑拆除、环境整治、“协助搬迁”,是治安警情的高发领域。现场往往同时出现机械、制服、街道办或镇政府工作人员、受托施工单位人员。报警内容无非三类:房屋被拆、财物被毁、人身被打。
对此类警情,公安机关的处理在实践中呈现三种样态:
其一,在受案环节排除。经初步判断属于其他行政机关职责范围,依《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以下简称《程序规定》)第61条第一款第(三)项,告知报案人向其他主管机关报案、投诉,出具书面告知。兰州榆中、淮安清江浦两案即为此种处理,复议机关予以维持。
其二,在定性环节否定。立案调查后,经核实实施主体、职权依据与行为过程,确认系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的行为,依法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遂依第259条第一款第(一)项“没有违法事实”终止调查。山东博兴董某某案、青岛胶州案、湖南资兴案均采此路径。
其三,在终结环节兜底。既不认定“没有违法事实”,也不作管辖排除,而是以“该行为系政府行为,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为由,直接援引第259条第一款第(四)项“其他需要终止调查的情形”终止调查。
第三种做法是本文的批评对象。它表面上只是条文选择的技术差异,实质上是一次规范错置:把一个产生于受案阶段或定性阶段的判断,推迟到一个只处理“程序如何终结”的条文里,并以兜底条款的开放性掩盖了论证的缺失。
(二)问题为何值得专门讨论
或谓:反正都是“不处理”,引哪一项有何实质区别?此说忽略了四项差异。
第一,说理负担不同。适用第(一)项,公安机关必须证明“违法事实不存在”,即须查清实施主体是谁、有无职权依据、行为如何实施、有无超出行使职权范围。这恰恰是《程序规定》第49条“合法、及时、客观、全面地收集、调取证据”的要求。而第(四)项在文义上不设定事实门槛,极易演化为“查不清就收摊”的口袋条款。山东博兴邵某某案中,派出所正是以“土地权属未确立、是否存在违法行为不确定”为由终止调查,被复议机关认定为适用法律错误。
第二,审查强度不同。对第(一)项决定,复议机关与法院审查的是事实基础是否扎实;对第(四)项决定,审查的是所主张情形与列举情形是否同质。前者是事实审,后者是解释审。选择后者,等于把一个可被事实检验的结论,转写成一个难以被事实证伪的概括表述。
第三,对伴随违法行为的处理后果不同。政府组织实施拆除,不等于现场一切行为都被“政府行为”吸收。拆除中的殴打、故意毁坏财物、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假借职务之名行报复之实,都是应独立评价的治安违法乃至犯罪。一旦以第(四)项“一终了之”,这些应查部分随程序一并终结。
第四,救济告知与审查对象不同。终止调查是对报案人(被侵害人)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的程序性决定,依法可申请复议、提起诉讼——上海青浦、杭州上城、杭州拱墅、湖南道县等大量复议决定均对《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作实体审查,即为明证。但当事人若只拿到一句“系政府行为”,其攻击点只能落在“解释错误”上,难以要求公安机关补充调查。
(三)研究进路
本文采规范解释论为主、案例实证为辅的进路:先厘清第259条的规范构造与功能定位(第二部分),再澄清“政府行为”这一集合名词的规范含义(第三部分),继而以文义、体系、历史、目的四种解释方法检验兜底条款的射程(第四部分),并援引学理上的兜底条款解释规则与判断权分配理论加以支撑(第五部分),最后检讨反对说并提出制度建议(第六、七部分)。
二、规范构造:第259条处理的是什么问题
(一)第十四章的三分结构
《程序规定》第十四章名为“案件终结”,共五个条文,构成三种“结束”方式:
| 条文 | 制度 | 对象 | 规范效果 |
|---|---|---|---|
| 第258条 | 结案 | 案件 | 程序正常走完(已处罚、已调解履行、已转刑事、客观上无法执行) |
| 第259条 | 终止调查 | 案件 | 程序非正常终结(无违法事实、过时效、嫌疑人死亡、其他) |
| 第260—262条 | 案卷 | 载体 | 归档、保管、完整性要求 |
关键在于:第259条的对象是“案件”,不是“违法嫌疑人”。这一点与第172条形成鲜明对照:第172条针对违法嫌疑人作出处理决定——确有违法行为的给予处罚,有法定不予处罚情形的或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作出不予处罚决定。不予处罚是对人的实体否定评价;终止调查是对案件的程序性终结。
由此可提炼第一个解释命题:
命题一(对象区分):兜底条款所补充的,只能是“使案件调查无法或无须继续进行”的事由;不能是“对某人是否违法作出实体评价”的事由,也不能是“本案是否属于公安管辖”的事由。前者属第172条,后者属第61条。
(二)第(四)项是义务性程序兜底条款
学理上,行政程序规范中的兜底条款可二分为“权利性程序兜底条款”与“义务性程序兜底条款”:前者附着于为相对人设定程序权利的规范,应依正当行政程序原则作宽松解释;后者附着于为行政机关设定程序权力(相应地削减相对人程序利益)的规范,应依行政程序法定原则作严格解释——只有其他情形“对于实现兜底条款目的是必要的,且能通过概括程度最低的共同点的检验”,才可纳入适用范围。〔1〕
第259条第(四)项显然属后者:它赋予公安机关终结调查程序的权力,效果是使报案人(被侵害人)失去“案件继续被调查”的程序利益。据此:
命题二(严格解释):第(四)项不得作宽松解释;其涵摄标准是“概括程度最低的共同点”,即要求待纳入情形与列举情形在最具体的层面相似,而非仅在“案件不必继续”这一高度抽象的层面相似。
这一标准的确立,直接决定了“政府行为”的命运——见第四部分。
(三)与相邻规范的规范分工
四条文各有其位,错位即生瑕疵:
| 环节 | 条文 | 判断内容 | 文书 |
|---|---|---|---|
| 受案 | 第61条第一款第(三)项 | 是否属公安机关职责范围 | 《行政案件不予立案告知书》〔2〕 |
| 定性 | 第259条第一款第(一)项 | 是否存在违反治安管理的违法事实 | 《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 |
| 处理 | 第172条第一款第(三)项 | 违法事实能否成立 | 《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 |
| 归档 | 第258条 | 是否已执行、已履行、已移送 | 结案归档 |
值得注意的是文书名称的变迁:因《行政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修改,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的“受理程序”已调整为“立案程序”,公安部公通字〔2012〕63号文所附《不予调查处理告知书》已被新版《行政案件立案/不予立案告知书》取代。〔3〕这一变迁并未改变第61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范内容,只是提示:以“政府行为”为由的处理,在受案环节本有正当出口,无须借道第259条。
三、概念澄清:“政府行为”是什么,不是什么
“政府行为”不是我国实定法上的概念。在警情处置语境中,它至少指称三种不同对象,规范效果迥异。
(一)三种指称
其一,国家行为(统治行为)。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依《行政诉讼法》第13条第(一)项不属受案范围。此类行为的合法性判断权不在法院,更不在公安机关。但绝大多数拆迁类警情与此无关。
其二,其他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征收决定、拆除决定、补偿决定等,属可复议、可诉的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性的判断权专属行政复议机关与人民法院。
其三,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执行职务行为。这是拆迁类警情中最常见的指称,也是唯一需要认真作教义学处理的对象。
(二)执行职务行为的识别标准
复议实践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四要素框架:“在公务时间内,在公务管理地域区限内,受单位委派或者指派,为实现公共事务管理而实施的行为,为公务行为。”〔4〕青岛胶州案据此认定,街道办事处综合行政执法中队的辅助执法人员虽无执法权,但其受指派配合拆除、将当事人带离现场的行为“代表行政主体”,“行为目的指向保证现场安全而非伤害”,属执行公务行为,遂维持依第(一)项作出的终止调查决定。
这一标准的意义在于:判断“是否政府行为”,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证据支撑的调查结论,而不是可以信手引用的前提事实。这恰恰是第(四)项最不适合承载它的原因。
(三)规范效果的两分
执行职务行为之所以使治安处罚失去对象,通行的说理是:治安管理的目的在于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公共安全;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以行政机关代表身份行使公权力,其行为后果由行政机关承担;此类行为侵害的客体一般不属于社会公共秩序;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应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判断,公安机关不具有评判其他行政机关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职权;相对人因违法行使职权受损,应循国家赔偿途径救济。〔5〕
规范依据是原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国法秘函〔2005〕256号复函: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执行职务时的侵权行为,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不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造成损害的,承担民事责任(赔偿费用)、行政责任(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承担刑事责任。
关于该复函的效力,需作两点澄清,以免被对方以“引用失效依据”相诘:
其一,复函未被废止。其针对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虽已随2006年《治安管理处罚法》施行而失效,但多地复议机关明确认为:“现没有证据表明该复函被废止,故该复函可以针对《治安管理处罚法》适用。”〔6〕故其适用属参照适用而非依据适用——参照的是其规则精神(职务侵权不走治安处罚),而非其文本效力。
其二,参照有边界。国家赔偿法第5条第(一)项将“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排除于国家赔偿之外,反向推论可知:超越职务范围、与行使职权无关的行为,仍留在治安管理范围之内。有法院判例明确指出,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执行职务时明显超越职务范围实施的行为,并未绝对排除在治安管理的范围之外”;理由是治安处罚与刑事处罚、民事赔偿、行政处分各有其调整范围,并不互相排斥。〔7〕浙江云和案更从反面印证:住建局工作人员在接待中与来访人互殴致轻微伤,公安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复议机关以“执行职务行为不属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为由撤销该处罚决定——但撤销的理由是定性错误,而非“政府行为一律不罚”。〔8〕
命题三(效果两分):属执行职务行为的,不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落点为第259条第(一)项“没有违法事实”;不属执行职务行为(个人行为、明显超越职务范围、假借职务之名)的,仍在治安管理范围之内,必须依法查处。
四、解释论检验:四种方法下的第(四)项射程
(一)文义:兜底项欠缺概念核心,文义解释不能独立完成涵摄
法律概念通常由“概念核心”与“概念外围”构成:前者可清楚地被涵摄,后者须经判断。而兜底条款使用的“其他”,只有无限宽泛的意义范围,既无概念核心,也无概念之外的否定选项——一个案件事实能否涵摄于“其他”,仅凭字义无法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9〕
这意味着:第(四)项的适用,从来不是文义问题,而是价值判断问题。任何以“其他情形当然包括政府行为”为由的论证,实际上是在回避论证。
(二)体系:兜底项受列举项与相邻条文的双重约束
其一,受列举项约束。最高人民法院早在2004年《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中即指出:以“等”“其他”概括性用语表达的事项,均为明文列举事项以外的事项,且“其所概括的情形应为与列举事项类似的事项”。这是同类解释规则的规范表达。
其二,受相邻条文约束。第(一)项已将“没有违法事实”明定为独立事由;第61条已将“不属于公安机关职责范围”明定为受案环节的处理事由。既然同一事实已有专条对应,就不存在“无家可归”而须动用兜底的必要。这正是学理上所称的重叠适用禁止规则——兜底条款不得与列举条款就同一情形重复适用。
命题四(重叠适用禁止):“政府行为”若成立,其法律效果已被第(一)项(或第61条)吸收;再援引第(四)项,属对同一情形的重复评价,构成适用法律错误。
(三)历史:立法者从未将管辖事项纳入该条
该条在2018年修订前为第233条第一款第(四)项,2018年修订(公安部令第149号)后移至第259条,2020年修正未作实质改动。“其他需要终止调查的情形”这一表述前后一致,历次修订均未将“管辖”“职责范围”“政府行为”写入其中——与之对照,第61条第一款第(三)项对“不属于公安机关职责范围的事项”始终设有专门规定。立法者的沉默,在体系上应读为有意的排除,而非疏漏。
(四)目的:兜底条款旨在“及时确定法律关系”,而非“免除判断义务”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讲堂”2025年第三期答疑虽针对“以证据不足、办案期限届满为由终止调查”而发,但其提炼的标准具有一般性:适用兜底条款,应与列举情形“具有相同或相似的价值,在性质、影响程度等方面具有一致性,且符合该条款的立法目的”。该答疑从三个层面展开:
- 价值层面:列举情形属“无法或者没有必要再针对案件采取任何调查措施,足以产生终局性、不可逆的终止调查效果”;
- 性质层面:列举情形是“确定、不可改变的事实,具有客观性”;
- 目的层面:该条旨在及时确定行政法律关系、保护无需被追责者的权益;若可随意扩张,将因办案懈怠而放任违法。
将此三段论移用于“政府行为”,结论清晰:
| 检验项 | 列举情形 | 政府行为 | 是否通过 |
|---|---|---|---|
| 价值 | 调查无法或无须继续 | 调查并非不能继续,而是“不必由公安评价” | 否 |
| 性质 | 确定性、客观性、不可逆 | 需经调查确认的定性结论,可争议、可推翻 | 否 |
| 目的 | 及时确定法律关系 | 以程序终结回避合法性判断,反而制造法律关系的不确定 | 否 |
尤须注意:政府行为的合法性一旦被复议机关或法院否定,原终止调查决定所依赖的“政府行为”前提即告动摇,而其法律效果(程序终结)却已发生且不可逆——这正是兜底条款最危险之处:它把一个可被推翻的判断,固化为一个不可撤回的程序结果。
五、学理支撑:五个命题
(一)兜底条款的适用是法律解释问题,不是行政裁量问题
有观点认为,是否属于“其他需要终止调查的情形”,属公安机关的裁量空间。此说不能成立。学理上已明确:在行政法上,兜底条款的适用“并没有行政裁量的空间,只要穷尽例示情形,兜底条款就有适用的可能性”;“与同条款中已经明确列举的情形相联系”“参照同条款已经明确列举的情形所设置的标准”,是兜底条款适用的两个前置条件。〔10〕
其规范意义在于:兜底条款的选择不享有“判断余地”。公安机关不能以“我们认为属于其他情形”替代解释论证;法院亦不受此种自我评价的约束。
(二)三要件说:价值同质性、性质与影响程度一致性、合目的性
围绕无锡“季某(季频)诉宜兴市公安局宜城派出所”案,学理将最高人民法院《座谈会纪要》的“两条件说”发展为“三要件说”,即“价值上相同或相似性”“性质、影响程度等一致性”“合立法目的性”,并从中提炼出同类解释与重叠适用禁止两项规则。〔11〕
该案二审的论证可作范例:“修改前的《程序规定》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一款明确列举的‘没有违法事实、违法行为已过追究时效、违法嫌疑人死亡’这三种情形都是确定性的事实,该事实的出现使得公安机关无法或没有必要再针对该案件采取任何调查措施,即该事实的出现足以产生终局性的、不可逆的终止案件调查的效果”;而“证据不足、办案期限届满”因可通过取证或延期予以改变,“与上述条款明确列举的情形在性质、影响程度上并不具有相同或者相似的价值”。
把“政府行为”代入这一检验:它同样不具备确定性(须经调查确认)、不具客观性(依赖职权依据与行为过程的评价)、不产生“无法调查”的效果(调查恰恰可以且应当进行)。它唯一能与列举情形共享的,是“案件最终不必由公安机关处理”这一概括程度极高的抽象——恰恰不是严格解释所要求的“概括程度最低的共同点”。
(三)判断权分配:合法性判断权不在公安机关
征收、拆违的合法性,属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审查对象。复议机关已多次明确:“公安机关不具有对其他行政机关实施的行政行为合法性进行评判的职权,相对人如认为因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造成其人身、财产损失,应当通过国家赔偿的方式寻求救济。”〔12〕
以第(四)项终止调查,实质是对政府行为作了一次隐性的、不可诉的合法性评价:既未说明理由,也不接受审查,却产生了终结程序的效果。这与判断权分配的原理直接冲突。
(四)责任分流:职务侵权的四条责任通道
国法秘函〔2005〕256号确立的责任分流是:民事责任(赔偿费用)、行政责任(行政处分)、刑事责任(构成犯罪时);《国家赔偿法》第3条、第4条另设行政赔偿通道,第16条第2款对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责任人员规定处分与追偿。
责任分流的意义不是“无人负责”,而是“各归其位”。以终止调查代替责任分流,看似保护了执行职务的工作人员,实则同时损害了两端:报案人失去了治安救济,工作人员失去了通过法定程序澄清行为性质的机会。
(五)程序性决定的可诉性与救济对应
终止调查是对外发生效力的程序性决定,实践中普遍被纳入复议、诉讼审查范围。这意味着:条文选择的对错,最终要由复议机关或法院来判定。以兜底条款作出的决定,一旦被撤销,公安机关仍须重新作出处理决定——省下的说理成本,最终以更高的纠错成本偿还。
六、四种反对说的检讨
(一)“政府行为不属治安违法,故属‘其他情形’”
此为最常见的误解,混淆了两个层次:“不构成违法”是实体定性,“程序无须继续”是程序状态。前者已由第(一)项明定,后者才是兜底项的领地。以“不构成违法”为由适用兜底条款,等于承认实体上已可定性,却在程序上回避定性——自相矛盾。
(二)“避免公安机关陷入行政争议”
目的正当不能替代规范依据。且第61条已提供出口:不属于职责范围的,告知向其他主管机关报案、投诉。真正使公安机关“陷入争议”的,恰恰是不予说明理由的终止调查——它把本可在外围化解的管辖问题,转化为一个针对公安机关自身的复议、诉讼案件。
(三)“一次了结,效率优先”
效率不能以牺牲救济权为代价。程序法定原则的要求是:终结程序必须有法定事由;法无明文,不得以“其他”创设。以效率为由扩张兜底条款,等于承认该条可以成为“免于说理”的授权——这在教义学上无法自洽。
(四)“国法秘函已失效,政府行为更应一律终止”
前半句与复议实践不符(未废止,属参照适用);后半句则是逻辑跳跃——即便复函不能适用,结论也只是“须回到治安管理处罚法判断是否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而不是“一概终止”。反过来说,若行为已超出职务范围,则本应查处。以“政府行为”四字作整体豁免,无论复函效力如何,都缺乏依据。
七、结论与制度建议
(一)三条解释规则
1. 禁止涵摄规则:“政府行为”不得作为第259条第一款第(四)项的涵摄事实。该条只容纳与列举三项同质的、使调查无法或无须继续的确定性客观事实。
2. 落点规则:经调查确认属执行职务行为、依法不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适用第(一)项“没有违法事实”,并在决定书中载明实施主体、职权依据与行为过程的调查结论。
3. 前置规则:受理时即可判断不属于公安机关职责范围的,适用第61条第一款第(三)项,出具书面告知并告知救济途径。
(二)三项修法建议
1. 将第(四)项列举化。可修改为“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明确表示不再要求处理,且不涉及公共利益的”等具体情形,压缩解释空间,使兜底条款回归“例示的延长线”而非“口袋”。
2. 增设中止调查制度。现行《程序规定》只有“终止”而无“中止”,导致遇有客观障碍(如关键证据因不可抗力灭失、需以另案审理结果为前提)时,只能借道兜底条款。建议参照民事诉讼中止制度,增设中止调查及其恢复规则,从制度上消除滥用兜底条款的现实动因。
3. 统一文书与说理要求。明确《行政案件不予立案告知书》《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的适用范围与说理要素,要求涉及政府行为的,必须载明实施主体、职权依据、行为过程的调查结论,避免以“系政府行为”一语代替论证。
(三)对两类主体的操作提示
对公安机关:受案先甄别(第61条);立案后把调查做实(实施主体、委托关系、权限依据、现场人员身份、具体过程);定性落第(一)项;现场伴随的殴打、毁财、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依法查处或移送;严禁以“证据不足、办案期限届满”充任兜底事由。
对报案人及代理律师:固定接处警记录、受案回执、现场影像、在场人员身份与执法文书;审查决定书所引条款,若引第(四)项,复议理由集中于“违反同类解释与重叠适用禁止”“未履行调查义务”两点;60日内申请复议、6个月内起诉;对政府行为本身的合法性争议另循复议、诉讼、国家赔偿渠道,两条线并行。
八、结语
第259条第一款第(四)项是一个义务性程序兜底条款,它的存在是为了让“程序无法继续”的情形有处安放,而不是为了让“难以判断”的情形有处躲藏。“政府行为”不是事实状态,而是判断结论;它有自己的规范位置:门口在第61条,屋内第(一)项。把它塞进兜底条款,省下的是一段说理,付出的是一个可被审查的定性、一条可被使用的救济通道,以及一类本应被查处的违法行为。
兜底条款的边界,最终就是行政机关说理义务的边界。
注释
〔1〕 参见陈潘:《行政程序法规范中兜底条款解释的原理及方法》,《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26年第4期。该文以“兜底条款所附着的程序规范”为标准,区分权利性程序兜底条款与义务性程序兜底条款,主张前者依正当行政程序原则作宽松解释、后者依行政程序法定原则作严格解释,并提出“概括程度最低的共同点”这一检验标准。
〔2〕 《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61条第一款第(三)项。文书名称的变迁,见资兴市人民政府资政行复决字〔2026〕9号行政复议决定:因《行政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修改,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的“受理程序”已调整为“立案程序”,公通字〔2012〕63号文所附《不予调查处理告知书》已被新版《行政案件立案/不予立案告知书》取代。
〔3〕 同前注2。
〔4〕 胶州市人民政府胶政复决字〔2024〕176号行政复议决定。该案认定,街道办事处综合行政执法中队辅助执法人员受指派配合拆除、将当事人带离现场的行为,“代表行政主体”,“行为目的指向保证拆违现场申请人安全而非伤害申请人”,属执行公务行为。
〔5〕 参见《国家赔偿法》第5条第(一)项(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的反向推论,以及公开报道整理的江苏法院相关判例裁判理由。
〔6〕 烟台市人民政府烟政复决字〔2023〕354号行政复议决定;资兴市资政行复决字〔2026〕9号行政复议决定同旨,并明确该复函属“现行有效的规范性文件”。
〔7〕 参见公开报道整理的江苏法院判例评析(原文未载案号),其论证为:民事责任、行政赔偿责任、行政处分、治安处罚、刑事处罚各有调整范围,治安处罚与其他责任承担并不冲突;既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可能因违法行使职权构成犯罪,当其行为达不到犯罪标准时,自然可能构成治安违法行为。
〔8〕 云和县人民政府陈某不服云和县公安局行政处罚复议案复议决定(2019年10月25日)。该案以“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过程中侵犯公民合法权益”为由,认定公安机关适用法律依据错误,撤销原行政处罚决定。
〔9〕 同前注1。该文指出,兜底条款使用的“其他”或“等”只有无限宽泛的意义范围,没有概念核心,也没有概念之外的“否定选项”,故案件事实能否涵摄于兜底条款,难以依字义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
〔10〕 章剑生:《兜底条款适用的法解释技术——季频诉宜兴市宜城公安派出所治安处罚案评析》,《法治研究》2021年第6期,第138—146页。
〔11〕 同前注10。该文认为,该案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确立的“两条件说”发展为“三要件说”,并创设同类解释与重叠适用禁止两项规则。
〔12〕 参见兰州市榆中县人民政府相关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不予调查处理告知书》)、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政府相关行政复议决定;另参见公开报道整理的江苏法院判例评析,其表述为“对于一个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应当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途径予以判断,公安机关不具有对其他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评判的职权”。
引用文献与案例
一、法律、法规、规章与规范性文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4条(处罚法定)。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条、第78条(2025年修订后条文序号已调整,第78条所确立的“认为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应当告知并说明理由”规则内容不变)。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3条、第4条、第5条第(一)项、第16条第2款。
4.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13条第(一)项。
5. 《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公安部令第125号公布,经第132号、第149号、第160号修正,2020年8月6日最后一次修正)第49条、第61条、第172条、第258条、第259条、第260—262条。
6. 原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国法秘函〔2005〕256号《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执行职务过程中的违法行为能否给予治安处罚的请示》的复函(所依据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已废止,复函未见明文废止,实践中参照适用)。
7.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2004年)。
二、学理文献
8. 章剑生:《兜底条款适用的法解释技术——季频诉宜兴市宜城公安派出所治安处罚案评析》,《法治研究》2021年第6期,第138—146页。
9. 陈潘:《行政程序法规范中兜底条款解释的原理及方法》,《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26年第4期。
三、权威答疑、审判业务文件与裁判
10.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讲堂”2025年第三期答疑(兜底条款适用的价值、性质、立法目的三要件)。
11.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安行政案件若干问题审理指南》(2022年7月15日施行)第10条、第27条。
12. 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季某(季频)诉宜兴市公安局宜城派出所案二审判决。
四、行政复议案例
13. 山东博兴县人民政府公布典型案例:邵某某案(2022)、董某某案(2023)。
14. 青岛胶州市胶政复决字〔2024〕176号(执行公务行为四要素、辅助执法人员)。
15. 湖南资兴市资政行复决字〔2026〕9号(复函效力、文书名称变迁)。
16. 山东烟台市烟政复决字〔2023〕354号(复函未被废止)。
17. 浙江云和县陈某不服云和县公安局行政处罚复议案(执行职务中侵权,处罚被撤销)。
18. 甘肃榆中县、江苏淮安清江浦区、广东广州白云区相关复议决定(不予调查处理/驳回)。
19. 山东临沂市临公临港〔2023〕10号终止调查决定相关复议决定;吉林长春公主岭市相关复议决定。
说明:本文所引案例均为公开渠道检索所得,正式引用前请核对原文;文中未采用任何律师个人的案例分析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