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医保骗保案的被告人名单,通常长这样:院长、副院长、科主任三五个,医生十几个,然后是检验技师、药房工作人员、收费员、护士、信息科工程师。
后面这一串人,很多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月薪几千块,案发后一脸茫然。
他们的问题不是“我有没有做”,而是“我做的这件事,算不算参与”。
这个问题在法律上有明确答案,只是很少有人认真回答它。
一、技术性操作是中性的
先确立一个原则:同一个动作,在不同的认知状态下,法律性质完全不同。
检验技师做一次血常规,出一份报告,这是他的本职工作。如果这份报告是真的,他什么责任都没有。如果这份报告被医生拿去虚构住院指征,他仍然没有责任——因为他不知道。
但如果医生跟他说“这个数值帮我改低一点,不然病人住不进来”,他改了,那就是参与虚构。
同样是“改一个数字”,前者是无辜的技术操作,后者是诈骗的帮助行为。
区别不在动作,在认知。
所以辅助岗位的辩护,核心永远是两个字:明知。
而这个“明知”,控方往往不是直接证明的,是通过“应当知道”推出来的。辩护的任务,就是把这个推定打掉。
二、莱西案的量刑梯度
山东莱西那起案子,辅助岗位的数额认定非常细。
检验科周某荣,参与 24.4 万余元。
内科闫某婷,参与 20.7 万余元。
彩超室封某,参与 7.9 万余元。
同一个医院、同一套方案、同一段时间,三个人的数额差了三四倍。
这个差异不是随便定的,是按各自实际经手的部分计算的。周某荣在检验科,所有虚假住院都要经过检验环节,她的参与面最广;封某在彩超室,只有部分病人做了彩超,参与面最窄。
数额定了,量刑就跟着走。这个案子里,辅助岗位的被告人基本都适用了缓刑。
这个处理方式给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在单位骗保案里,辅助岗位的数额应当按实际参与部分计算,不能按全案总额连带。
这一点,上一篇讲数额时提过,这里再强调一次,因为它对辅助岗位的被告人是最实在的减刑依据。
三、“明知”怎么认定:五个维度
我在办这类案件时,会用五个维度来判断一个人的明知程度。
维度一:岗位职责里有没有审核义务
有审核义务的岗位,注意义务更高,“不知情”的辩解更难成立。
药房是最典型的。《药品管理法》和《医疗机构药事管理规定》都要求药师审核处方——审核用药与诊断是否相符、剂量是否合理、有没有配伍禁忌。这是法定职责,不是可做可不做。
一个药师,每天调配几十张处方,其中有一批处方明显是“一个健康人开了一堆治疗重病的药”,他没有审出来,也没有提出疑问,这算什么?
可能是不负责任,也可能是不具备审核能力。但如果是长期、大量、系统性的异常,说“我没看出来”,说服力就很弱。
反过来,检验技师没有审核“这份报告会不会被用于骗保”的义务。他只对检验结果的真实性负责。这个区别很重要。
维度二:系统权限能接触到什么
一个人的知悉范围,受限于他能看到的数据。
收费员在窗口录入费用,他看到的是一个个收费项目,看不到完整的病历,也不知道这个病人是不是真的住了院。他的认知范围,就是一个收费窗口。
医保办工作人员能看到全院的申报数据、审核记录、异常提示。他的认知范围是整个医院的结算链条。
信息科工程师能看到系统日志、数据修改记录、权限配置。理论上他能看到一切,但实际上他通常不看内容,只处理技术问题。
用“权限”来推定“明知”,是有问题的。有权限不等于使用了权限,使用了权限不等于理解了内容。
辩护时要区分三件事:能不能看到、有没有看、看懂了没有。
维度三:异常的程度
这一条最影响法官的心证。
什么叫异常?一个住院病人,七天的体温单曲线完全一样,护理记录每一条都是同一笔迹,医嘱执行时间全是整点——这不是“可能有问题”,这是“一眼就能看出有问题”。
任何一个在医院工作过的人,看到这样的病历,都会知道不对。
但如果异常是隐蔽的——比如住院天数比常规多两天,检查项目比同类病人多一项——那就需要专业判断,不能要求一个护士看出来。
判断异常程度,有一个实用的方法:找一个同岗位、同资历、没有涉案的从业人员,问他“你看到这个会不会觉得奇怪”。如果他说会,那“应当知道”就成立;如果他说不一定,那就有合理怀疑的空间。
这个方法是辩护时可以用来说服法官的,也可以用来决定要不要申请专家辅助人。
维度四:有没有获得额外利益
这是最直接的证据。
一个护士,月薪五千,案发期间她的账户里多出了十几笔来源不明的转账,来自科室或者医院——这基本可以认定她知情参与。
如果一个辅助岗位的人,收入和其他同事完全一样,没有任何额外好处,那“冒着犯罪风险替医院赚钱”的动机就不存在。虽然不能说没有动机就一定不知情,但至少削弱了指控的逻辑。
维度五:事后行为
删除数据、修改记录、统一口径、串供——这些行为一旦出现,基本上就把“不知情”的辩解堵死了。
因为不知情的人,不需要删数据。
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在案发后主动配合调查、主动提供自己经手的记录、主动说明情况,这也是“不知情”的间接证据。
四、几类岗位的具体问题
检验与影像技师
他们的核心动作是“出报告”。
出报告本身是中性的。问题在于:报告出来后,会不会被修改?
如果技师按医生的口头要求,把异常数值改成正常值,或者把正常值改成异常值(为了让病人符合住院条件)——这是直接参与虚构。
如果技师出的报告是真实的,医生在病历里引用了不同的数值——那是医生的责任,与技师无关。
所以这类岗位的辩护,重点在“报告的原始版本”。要调检验系统的原始数据,看技师首次提交的结果是什么,与最终进入病历的结果是否一致。这个比对做出来,责任归属就清楚了。
药房
药房的角色有两面。
一面是审核者:处方合不合理,药师有审核义务。
一面是执行者:处方开出来了,药师要调配。
在串换药品的案子里(比如张家口那起),药剂科的参与方式很特殊——他们不是调配假药,是做“盘盈盘亏平账”。药库的账面上,静脉用药出库了,实际上没出;口服药出库了,实际上是自费卖的。为了把账做平,需要一个专门的账号来回冲抵。
这个操作的技术性很强,不是普通药师能做的,通常是药剂科负责人级别的安排。
所以这类案子里,药剂科主任的责任重,普通药师的责任轻——因为平账这件事,不在普通药师的职责范围内。
收费员
收费员在窗口录入费用。
如果费用明细是科室给的,她只是照单录入,那她不知道这些费用是否真实。这是执行。
如果她按科室要求,对同一个项目重复计费、对没有做的检查也收费,那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是参与。
判断的标准是:她有没有能力核实这些费用的真实性。窗口收费员看不到病历,也没有权限核实,所以她的注意义务本来就低。
信息科
这个岗位最容易被误判。
信息科的工作是维护系统、配置权限、处理数据问题。在骗保案里,他们常常被指控“帮助修改数据”。
要区分三种情况:
按指令开放权限。 院长说给某个人开一个查询权限,信息科照做了。这不构成犯罪,因为开放权限本身是正常的运维工作。
按指令修改数据。 有人要求把某条记录删掉、把某个数值改掉,信息科执行了。这就进入了参与,因为修改数据的行为直接指向隐匿证据。
主动设计规避方案。 信息科人员主动提出“可以把数据导到另一个库,检查的时候看不到”,这属于策划。
三者的责任差距极大,但指控时经常被笼统写成“提供技术支持”。
辩护时要把“提供技术支持”这四个字拆开:支持的是什么?知不知情?有没有拒绝的余地?
护士
护士的情况最特殊,因为护士有报告义务。
《护士条例》第十七条:
护士发现医嘱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者诊疗技术规范规定的,应当及时向开具医嘱的医师提出;必要时,应当向该医师所在科室的负责人或者医疗卫生机构负责医疗服务管理的人员报告。
这条规定很重要。它意味着,护士不是“医生说什么就做什么”,她有独立的审查和报告义务。
一个护士,发现医嘱里开了病人根本不需要的药,或者发现病人明明不在院却每天有护理记录,她应当提出、应当报告。
如果没有提出、没有报告,还继续执行、继续记录,那她的“不知情”就很难成立。因为她在记录一个她明知不存在的事实。
但如果她提出过、报告过,被驳回了,那她的责任就大大减轻——她履行了法定义务,只是没能阻止。
所以护士的辩护,最重要的证据是:有没有提出异议的记录。护理记录单上的备注、交班记录、微信群里的一句话、向护士长的口头报告——任何形式的痕迹都有价值。
五、反驳“应当知道”的三条路径
控方最常用的句式是:“作为在某岗位工作多年的专业人员,应当知道……”
这句话把“专业能力”直接等同于“实际知情”,中间跳过了很多环节。
反驳它,有三条路径:
第一条,能力不等于行为。 他有能力看出来,不等于他实际上看了、想了。一个护士每天执行上百条医嘱,不可能逐条审查合理性。这是工作现实,不是疏忽。
第二条,权限不等于接触。 系统里有这个数据,不等于他打开过。要调操作日志,看他实际访问了哪些记录。
第三条,异常不等于明显。 “应当知道”的前提是异常足够明显,明显到任何一个同行都能识别。这个标准要具体化,不能停留在“专业人士应当知道”这种空话上。
三条路径走完,很多指控的“明知”推定就站不住了。
六、最后
写这一篇,我想说一个有点沉重的事实。
这类案件里,最容易认罪的,往往是这些辅助岗位的年轻人。
他们不懂法,觉得自己确实做了那些操作,也确实拿了工资,那就认吧。认了之后,检察院给一个缓刑建议,他们签字,案子就结了。
但从辩护的角度看,这些人里有相当一部分,本来可以不作为犯罪处理。
《指导意见》第十二条写着:“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作为犯罪处理。”
这句话是给谁写的?我认为,很大程度上就是给这些人写的。
一个刚毕业的检验技师,按科室安排做了三百份检验,不知道这些检验会被用来虚构住院;一个收费员,按医生开的单子收了费,从没看过病历。
他们的行为在客观上确实参与了骗保链条,但在主观上,他们和那个定方案的人,不在同一个世界里。
把这两类人放在同一份起诉书里,用同一个罪名、同一套数额标准处理,不是正义,是省事。
*本文所引规范:《护士条例》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七十二条;《医疗机构药事管理规定》;《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24〕6号)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七条。*
*所引案例:山东省莱西市人民法院(2024)鲁0285刑初179号刑事判决书;河北省张家口市桥东区人民法院(2017)冀0702刑初117号刑事判决书;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7刑终439号刑事判决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