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保骗保案的卷宗里,有一类材料很特殊:几十份、上百份参保人的询问笔录。
这些人的身份,在不同案件里完全不同。
有的案子里,他们是证人,笔录标题写着“证人某某某证言”。
有的案子里,他们是犯罪嫌疑人,笔录标题写着“讯问笔录”。
同一个人,同一段经历,两种身份。分界线在哪?
这条线,决定了他是要回自己被多收的钱,还是要面临刑事追诉。
一、真正的被害人是基金,不是患者
先纠正一个常见的误解。
这类案件里,患者通常没有实际支付费用。医院用“免费住院”“免费体检”“管吃管住”把他吸引来,住院费用由医保基金支付,患者自己一分钱不花,出院还可能拿到赠药或者现金。
所以患者不是财产损失的承受者。
真正的被害人是医保基金。
但这不意味着患者没有损失。他损失的是自己的医保待遇记录——那一次“住院”记在他的名下,占用了他当年的医保额度,影响了他后续的报销;如果涉及大病保险,还可能影响起付线的累计。
更重要的是,他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了一个虚假事实的组成部分。
法律上怎么看这些人?
《指导意见》第十二条有一句话,我认为是这类案件里最有人情味的一句:
对认罪认罚的医务人员、患者可以从宽处罚,其中,犯罪情节轻微的,可以依法不起诉或者免除处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作为犯罪处理。
“患者”两个字,被单独写进了可以从宽的对象里。这说明立法者清楚地知道:这类案件里的患者,和职业骗保人不是一回事。
二、三种患者,三种身份
实务中,涉案患者大致可以分成三类。
第一类:被利用的
医院到社区、到农村宣传“免费体检”“免费住院”,把老人拉来。老人以为占了便宜,实际上自己的医保卡被用来刷了一笔虚假费用。
这类人不知道“住院”意味着什么,不知道基金付了多少钱,甚至不知道自己“住过院”。有的人是当天来当天走,连床位都没躺过。
他们是工具,不是共犯。
莱西那起案子里,126 名参保人员全被列为证人。法院查明,这些人“均没有到某医院住院的主观意愿和实际需求,亦未实际住过院”。他们的证言,是用来证明医院造假的证据,不是用来证明自己有罪的证据。
第二类:被收买的
医院明确告诉患者:你来住几天,管吃管住,出院给你五百块钱,或者给你几盒药。
患者知道这是假的,知道自己在配合医院做戏,但他觉得“反正我没损失,还能拿钱”。
这类人,主观上已经具备了“明知”。但他有没有骗取基金的目的?
这要看他对“钱从哪来”的认知。如果他以为医院是在套取政府补贴、或者在冲业绩,不知道动的是医保基金,那他的故意内容与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不匹配。
如果他明确知道“这是在骗医保的钱”,那他就进入了共犯的范畴。
实务中,第二类人很少被起诉。因为数额小、作用小、认罪态度好,多数作不起诉处理。
第三类:共谋的
这一类人不多,但性质最重。
他们不只是配合,还主动参与:反复多次住院、介绍亲戚朋友一起去、甚至自己组织人去不同医院“刷”。
有的人成了职业“病人”,一年住十几家医院,每家都拿钱。
这类人,是真正的共犯。
三、明知怎么判断:五个问题
我在看这类笔录时,会问五个问题。
第一,他知不知道自己没有这个病?
这是最基础的。一个健康人,被诊断为“脑梗死”“冠心病”“慢性阻塞性肺病”,他自己心里没数吗?
如果他反复住院、反复接受治疗、反复被告知有这个病,他可能真的相信自己有病——尤其是一些慢性病,症状不明显,老人容易接受医生的说法。
这种情况下,“明知自己没病”就不成立。
第二,他有没有按医院教的说法回答问诊?
有些医院会教患者怎么回答医生的问诊:“医生问你哪里不舒服,你就说头晕、胸闷。”这种“培训”是认定共谋的强证据。
如果他只是被动地配合,没有主动编造症状,性质要轻得多。
第三,他的卡有没有交给别人使用?
把卡交给医院“代管”,让医院自己刷,这是典型的出借凭证。虽然他在场,但卡不在他手上,具体刷了什么他不知道。
第四,他有没有拿到现金回报?
赠药、免费吃住、小额礼品,和直接发现金,性质不同。前者是招揽手段,后者是分赃。
第五,他有没有介绍他人参与?
这一条最危险。
介绍他人,意味着他不仅自己参与,还在扩大这个虚假事实的范围。在共同犯罪里,这是帮助行为,可能构成共犯。
我见过一些案件,患者自己只拿了三百块,但因为拉了五个邻居一起去,被认定为共犯,判了实刑。
这个结果对当事人来说很意外,但法律逻辑是清楚的:他的行为已经超出了“被利用”的范围,进入了“帮助他人实施犯罪”的领域。
四、退赔:谁退给谁
这类案件的退赔,有一个容易搞混的地方。
医院骗的钱,是基金的钱。所以退赔的主体是医院和它的责任人,退赔的对象是医保基金。
患者拿的那点现金、赠药,性质上是赃款赃物,应当追缴,上缴国库或者返还基金。
但患者有没有权利主张什么?
有两点可以提:
第一,如果患者支付了自付部分,比如住院时交了几百块钱押金、自费买了一些药,这部分钱是因为虚假住院而产生的,患者有权要求返还。这笔钱应当由医院退,不是由基金退。
第二,如果患者的医保待遇记录被污染,比如这次虚假住院占用了他当年的统筹额度,导致他后续真实就医时报销比例降低,这部分损失可以主张。实践中主张的难度很大,但法理上是成立的。
五、一个现实困境
写这一篇,我想说一个我在办案中反复遇到的困境。
患者既是证人,又可能是嫌疑人。
办案机关找他取证时,通常会说:“你是受害者,把情况说清楚就行。”他放松警惕,把知道的都说了,包括“我知道自己没病”“医院给了我钱”。
说完之后,他的身份就可能从证人变成嫌疑人。
这个转换在程序上是合法的,但对当事人极不公平。他没有律师在场,没有人告诉他“这句话可能对你不利”,他以为自己在配合调查,实际上在自证其罪。
我代理过一起案件,一位七十岁的老太太,第一次做笔录时是证人,第三次就变成了犯罪嫌疑人。转变的原因,是她在第二次笔录里说了一句“我知道他们是想多报点钱”。
这句话,成了认定她明知的唯一证据。
所以我现在给所有涉案患者家属的建议都是同一句话:在接受询问前,先弄清楚自己是什么身份。
如果笔录开头写的是“证人”,你可以要求办案人员说明:我是不是犯罪嫌疑人?如果对方说不是,那么后续的问答中,涉及自己行为性质的部分,要格外谨慎。
如果笔录开头写的是“讯问笔录”,那你有权要求律师在场。
这个提醒看起来很简单,但它能改变很多人的命运。
六、最后
写这一篇,我想说一句可能不太法律的话。
这类案件里,最让我难受的,是那些老人的眼神。
他们坐在你家客厅里,反复说:“我真的不知道这是犯法的。他们说免费看病,我就去了。”
你没法判断他说的是真是假。有可能他真的不知道,也有可能他知道但装作不知道。
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在他们的认知世界里,“医保卡”和“身份证”差不多,是政府发的一张卡,看病用的。他们不可能理解“统筹基金”“个人账户”“支付范围”这些概念。
用一套他们根本无法理解的专业规则,去认定他们的“明知”,我认为是不公平的。
《指导意见》第十二条把“患者”单独列出来,说明最高司法机关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希望这个意识,能落到每一个具体案件里。
*本文所引规范:《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24〕6号)第六条第(二)项、第十二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二百六十六条。*
*所引案例:山东省莱西市人民法院(2024)鲁0285刑初179号刑事判决书;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马良、郭万灵诈骗案(2021年10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