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过的被告人,几乎都会在第一次会见时说同一句话:我没想骗。
这句话在法庭上几乎没有重量。因为它是一个结论,不是一个事实。而“非法占有目的”这个东西,从来不是靠被告人自己陈述来证明的,也不是靠辩护人反复强调来推翻的。它是一个推理的终点,起点在案卷里的一堆客观事实。
所以,关于主观目的的辩护,真正的功夫不在法庭辩论阶段,在阅卷阶段。你要做的不是说服法官“他没有故意”,而是找到控方那条推理链上最脆弱的一环,把它敲断。
一、先弄清一件事:这类案件里的“目的”长什么样
普通诈骗案里,非法占有目的指向很明确:骗来的钱进了自己口袋。医保案不是。绝大多数医保案的涉案资金,进的是医院账户。
这就带来一个常见的辩护误区。
很多辩护词会写:被告人没有将基金据为己有,款项全部用于医院经营、发放员工工资、购置设备,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目的。
这个论证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
刑法上的“非法占有”,指的是排除权利人,将他人的财物作为自己的所有物进行支配,并不要求财物最终变成个人存款。单位截留了本应属于医保基金的支出,同样是把“他人的财物”转成了“自己的财物”。至于转成之后是发工资还是买设备,那是赃款去向,不是构成要件。
江苏淮安的金叶案就是这么处理的。医院用“交100元住院”的口号吸引病人,开大额处方报销、小额处方实际用药,套取药品差额,一年骗取39.8万余元。判决书写明:违法所得由医院占有后使用,部分用于填补病人的住院费用,部分用于发放员工工资。法院照样认定诈骗罪。
所以“钱没进我口袋”这张牌,打不出无罪,只能打量刑和主从犯。这一点必须先想清楚,否则整个辩护方向会偏。
那么真正的辩点在哪?在三个地方:目的形成的时间、目的与具体行为的对应、目的的归属。
二、控方通常走六条路来推定目的
办案机关不会直接说“我们认为你有非法占有目的”。他们是通过一组客观事实,一步步推出来的。我在案卷里反复见到的,是六条路径。
第一条:免费、返利、赠药揽客
一旦出现“免费住院”“免费接送”“出院送现金”这类宣传,办案机关立刻推定:收治病人不是为了治病,是为了刷流水。
这条推定很强,但不是不可反驳的。
反驳的方向不是解释“我们做的是慈善”,而是追问一个更具体的问题:被收治的这些人,按诊疗规范该不该住院?
如果病人确实符合住院指征,医院提供的是真实治疗,那么“免费”只是营销手段,让利的是医院自己的钱,基金支付的是本该支付的部分。反过来,如果病人根本没病,免费就是收买卡源的价码。同一个“免费”,法律性质完全相反。
判断的分水岭在病历,不在宣传单。
第二条:虚增药品进价、重复入库
艾某忠案里,山西大同那家民营医院用的就是这两招:虚增药品进价,药品重复入库。法院据此认定虚增成本、虚构费用。
反驳要落到票据上。药品进价里有没有包含配送费、返点、票面价与实际结算价的差额?“重复入库”是不是因为系统改造、退货重入、跨库调拨、拆零换算?这些在药品流通环节都是真实存在的技术现象。
要调的东西很具体:采购合同、增值税发票、随货同行单、验收记录、库存盘点表、供应商对账单。这几样东西能对上,“重复入库”就只是账务差错;对不上,就是虚构。
第三条:修改检验报告、病历
这是最致命的一条。重庆杜某君案,医院采取“先开住院证办住院,再开检查单”,或者检查结果还没出来就先办住院,然后指使或默许医生、医助与检验科人员互相配合,修改血常规、DR 检查报告,把不符合住院条件的人收进来。
法院认定其构成诈骗,判了十二年。
这条推定的力量在于:修改本身证明了“明知不符合条件”。如果符合条件,为什么要改?
能反驳的空间很窄,但不是没有。要区分三种修改:更正笔误(有修改留痕、有上级医师签字)、复检后更新(有复检记录)、为迎合指征而篡改(无依据、单向调向有利结果)。前两种是病历管理问题,第三种才是虚构。
电子病历的操作日志在这里是决定性的:谁改的、什么时候改的、改前改后的值、有没有关联的复检申请。这些东西不调,辩点就无从谈起。
第四条:资金流向
基金拨付后钱的去向,是“个人占有”还是“单位使用”的分水岭。这一条不影响定罪,但直接决定主从犯和量刑。
要看的是:有没有按比例分赃、有没有转入个人账户、有没有用于个人消费、高管的薪酬结构是否与实际经营挂钩。艾某忠案里,六名参与决策的被告人全部判十年以上,赵某因起次要作用、有自首情节减轻处罚判四年——同样是“参与”,量刑差了六年半,区别就在作用力。
第五条:做两套账、删数据、应付检查
这一条几乎是不可反驳的。伪造、隐匿、销毁会计凭证,本身就是独立犯罪。北京靳利娟案,除了诈骗罪判无期,还因为转移会计凭证构成隐匿会计凭证罪,加判三年。
但要注意一个技术问题:不能重复评价。做假账这个行为,如果在诈骗罪里已经被作为“虚构手段”评价过一次,就不应再单独定罪;如果它是事后为逃避查处而实施的独立行为,才可以数罪并罚。这个界限,法律上没有明文,实践中也不统一,是值得争的。
第六条:按卡分成、按人头提成
绩效考核方案里出现“每张卡提成多少”“收治一人奖励多少”,办案机关会直接推定为牟利目的。
这里的辩点不在“有没有提成”,而在提成的对象和基础:提成给持卡人,是收买卡源;提成给员工,是业务绩效。前者是共犯分赃,后者只是薪酬制度,虽然难看,但不必然指向骗保目的。
三、反推定的五条证据线
说完了控方怎么推,说辩护怎么拆。我一般会沿着五条线去找证据,前四条是常规动作,第五条最容易被忽略,也往往最有用。
第一,定价与收费依据。 医院执行的是政府指导价还是自主定价?物价备案怎么做的?同类医院同类项目收多少?如果收费标准是行业普遍做法,那么“超标准收费”就更接近管理瑕疵,而不是刻意虚构。
第二,成本与对价。 每一笔被指控的费用背后,有没有真实发生的药品、耗材、人力和设备成本?有对价,就缺少“白拿”的成分,数额认定和定性都要重新考虑。
第三,服务的可验证痕迹。 医嘱、执行单、护理记录、体温单、患者证言、药品追溯码、科室排班表、监控录像。这些是证明“服务真实发生”的唯一办法,也是把“整体虚构”打回“部分虚增”的关键。
第四,资金的最终用途。 审计报告、银行流水、工资表、采购合同。这条线决定不了罪,但决定了这个人在这件事里到底是什么位置。
第五,内部异议记录。 科务会记录里有没有人反对过这套方案?有没有上级医师在病历上写过不同意见?有没有人向院领导、向主管部门反映过?有没有举报信?
这条线为什么重要?因为它能证明:这个人当时是反对的,只是没能阻止。在一个“院长定政策、科室照着做”的结构里,一份会议记录上的反对意见,价值可能超过十份认罪悔罪书。
我在阅卷时会专门找这类东西。多数时候找不到,但只要找到一份,整个案子的责任分配就会变。
四、一个必须提醒的坑:别把“目的”辩成“动机”
这是我在很多辩护词里看到的写法:
被告人系为医院生存、为员工工资发放,动机并非恶劣,主观恶性较小……
这段话在法庭上说出口的瞬间,等于承认了非法占有目的。
“为了医院活下去”是动机,“想把医保基金的钱变成医院的钱”是目的。前者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么做,后者才是构成要件。把两者混为一谈,是在替控方完成论证。
正确的做法是分开说:如果确实构成犯罪,动机用于量刑;如果不构成犯罪,就必须在目的这一层就把推理链打断,而不是退到动机层面求情。
这两条路不能同时走,走了就会互相拆台。
五、最后
关于主观目的的辩护,说到底是一件事:把“他心里怎么想的”这个无法证明的问题,换成“当时的情境允许他怎么想”这个可以用证据回答的问题。
一个人在医院干了十五年,院长开会宣布了新的收治方案,医保办说这样操作没问题,同行都这么做,他照着做了——他有没有非法占有目的?这个问题在法庭上争不出结果。但如果你能拿出会议记录、拿出医保办的意见、拿出同行业的收费惯例,你就在回答另一个问题:在当时那个情境里,他能认识到这是犯罪吗?
这不是脱罪的技术,这是把责任放回到它该在的位置上。
*本文所引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24〕6号)第五条、第十二条。*
*所引案例: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法院金叶等诈骗案(2021年10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之四);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艾某忠等诈骗案(2025年8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之一);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杜某君诈骗案(同上之二);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靳利娟等诈骗案(2021年典型案例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