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保案的辩护,多数人把力气花在实体上:构不构成犯罪、数额多少、主犯从犯。
这些当然重要。但有一类辩护,常常被忽略,效果却可能更直接——程序。
因为这类案件的启动方式,和普通刑事案件不一样。它不是从公安立案开始的,是从一次飞行检查、一次专项稽核开始的。前端程序的每一个瑕疵,都会一路带进刑事程序。
这一篇讲六个抓手。
抓手一:行刑衔接的移送程序
医保案的典型路径是:医保部门稽查 → 发现涉嫌犯罪 → 移送公安 → 立案侦查。
这个移送,有规范。
2021 年 11 月,国家医保局、公安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查处骗取医保基金案件行刑衔接工作的通知》(医保发〔2021〕49号),明确了移送的条件、程序、材料要求。
2026 年 2 月,国家医保局发布《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国家医保局令第7号),第四十一条列举了十二种应当移送公安机关的情形,包括:组织、参与或者协助定点医药机构拉拢、诱导参保人员虚假住院骗保;组织倒卖、转卖医保药品;组织或者参与空刷套刷基金;组织或者参与伪造处方、发票单据,伪造、篡改病理报告和基因检测报告;为骗保提供接洽组织参保人员、收集凭证、代为收支财物、买卖药品等中间服务;等等。
这些规定的意义在于:移送是有标准的,不是“看着像就送”。
辩护时要查三件事:
第一,移送的时点。 医保部门是什么时候发现涉嫌犯罪的?发现之后多久移送的?有没有拖延?如果医保部门在发现犯罪线索后,仍然继续做行政处理、罚款了事,直到上级督办才移送,那么这个过程中形成的材料,性质就要重新审视。
第二,移送的材料。 移送应当随案移送案卷材料、涉案财物清单。这些材料进入刑事程序后,就是证据。要核对:移送清单上的材料,和卷宗里的材料,是否一致?有没有遗漏对被告人有利的部分?
第三,是否已经作出行政处罚。 如果医保部门已经作出罚款决定,刑事案件又判处罚金,可能涉及重复处罚的问题。已经缴纳的罚款,应当在罚金中折抵。
抓手二:管辖
刑事案件的管辖,基本原则是犯罪地管辖。
医保案的“犯罪地”包括哪些?行为发生地(医院所在地)、结果发生地(基金支付地)、犯罪嫌疑人居住地。
多数案件由医院所在地的公安机关管辖,这没什么争议。
但有一类情况值得注意:异地管辖。
有些地方的医保骗保案件,由上级公安机关指定异地的公安机关侦办。理由通常是“案情重大、本地办案可能受干扰”。
异地管辖本身是合法的,但它会带来一个问题:办案机关对当地的医疗行业生态不了解,容易把“行业惯例”当成“犯罪手法”。
比如,某个地区民营医院的“免费体检”模式很普遍,当地医保部门一直默许,异地办案机关一来,就把所有免费体检都认定为“招揽病人骗保”。
这种情况下,辩护要做的,是把“当地监管环境”作为证据提交:同地区其他医院的做法、当地医保部门的政策文件、历次检查的结论。这些材料能说明,行为人对违法性的认识,是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形成的。
抓手三:涉案财物的范围
这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刑法》第六十四条:
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
三个关键词:违法所得、被害人财产、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
医院的合法经营收入,不是违法所得。
员工的工资,不是违法所得。
供应商的货款,不是违法所得。
患者的押金,不是违法所得。
但实务中,办案机关常常查封医院全部账户、扣押全部财务资料、冻结法定代表人和家属的个人账户。
这个范围,明显超了。
《指导意见》第二十条写得很清楚: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对依法查封、扣押、冻结的涉案财产,应当全面收集、审查证明其来源、性质、用途、权属及价值大小等有关证据,根据查明的事实依法处理。经查明确实与案件无关的,应予返还。
“经查明确实与案件无关的,应予返还。”这句话是申请解除查封的依据。
具体怎么做?
第一步,列出被查封、扣押、冻结的全部财产清单。
第二步,对每一项财产,说明它的来源和性质:是涉案期间的收入,还是案发前就有的?是骗保所得,还是正常诊疗收入?是公司财产,还是个人财产?
第三步,对能够证明与案件无关的部分,申请解除。
这项工作很繁琐,但很有必要。因为一旦涉案财物被长期查封,医院的经营就停了,员工失业,患者无法就医——这个后果,往往比判决本身更严重。
抓手四:等值追缴的边界
《指导意见》第二十一条,规定了一种特殊情形:
确有证据证明存在依法应当追缴的财产,但无法查明去向,或者价值灭失,或者与其他合法财产混合且不可分割的,可以追缴等值财产或者混合财产中的等值部分。等值财产的追缴数额限于依法查明应当追缴违法所得数额,对已经追缴或者退赔的部分应予扣除。
这段话有三层限制:
第一层,前提是“确有证据证明”。 不能因为“钱找不到了”,就推定全部都是违法所得。要先证明存在应当追缴的财产,再谈等值追缴。
第二层,数额限于“依法查明应当追缴违法所得数额”。 不能超过这个数,也不能把合法财产一并追缴。
第三层,已经追缴或者退赔的部分应予扣除。 不能重复追缴。
实务中的问题,通常出在第一层和第三层。
第一层:办案机关查封了医院的一栋楼,理由是“违法所得可能用于购置该楼”。但这栋楼是案发前五年买的,有完整的资金来源证明。这种情况下,等值追缴的前提就不成立。
第三层:被告人在行政处理阶段已经退回一部分基金损失,刑事判决又判令退赔全额,没有扣除已退部分。这是重复追缴。
这两点,都要在庭审中明确提出,最好形成书面意见附卷。
抓手五:案外人的权利
医保案的查封冻结,经常波及案外人。
比如:医院租用的场地,房东的租金收不到;医院的供应商,货款被冻结;医院的员工,工资发不出;法定代表人的配偶,个人账户被冻结,但里面的钱是她自己的工资。
这些案外人,在刑事诉讼中有没有救济途径?
有。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七条: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利害关系人对于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有权向该机关申诉或者控告……(三)对与案件无关的财物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的;(四)应当解除查封、扣押、冻结不解除的。
这就是案外人的申诉控告权。
实务中,案外人提出申诉,往往得不到及时回应。但提出本身是有意义的:它会形成书面记录,也会给办案机关压力。
另一种方式是,由辩护人在庭前会议或者庭审中提出,请求法庭对涉案财物的权属进行审查。法院有义务审查,因为《指导意见》第二十条要求“全面收集、审查证明其来源、性质、用途、权属及价值大小等有关证据”。
抓手六:一个需要谨慎对待的问题
最后说一个敏感一点的问题:趋利性执法。
这两年,最高检多次强调要整治“以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异地趋利性执法”。医保案因为涉案金额大、罚没收入可观,是这个问题的高发领域。
具体表现包括:没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跨省抓人;查封扣押明显超范围;以“退赃”为条件换取取保候审;把行政处罚的罚款数额作为量刑协商的筹码。
遇到这类情况,辩护人可以做的有三件事:
第一,提出管辖异议。 如果办案机关没有管辖权,应当在侦查阶段就提出,要求移送有管辖权的机关。
第二,申请排除非法证据。 如果存在以取保候审为条件迫使当事人“退赃”的情况,相关供述可能属于以非法方法收集,可以申请排除。
第三,向上级机关反映。 通过律师事务所、律协、人大代表等渠道反映情况。这一步要谨慎,要有事实依据,不能空口指控。
我要提醒一句:这类程序性主张,用得好是利器,用不好会反噬。
如果只是办案机关态度强硬、程序有点粗糙,就大张旗鼓地指控“趋利性执法”,会让法官觉得辩方在转移焦点,反而影响实体辩护的可信度。
程序辩护的正确姿势是:就事论事,有据可查,点到为止。
最后
写这一篇,我想说一个体会。
程序辩护在医保案里的价值,常常被低估,因为它不解决“有没有罪”的问题。当事人最关心的往往是有罪无罪、判几年,程序问题听起来像枝节。
但程序问题解决的是另一件事:这个案子的办理过程,是不是可靠的。
一个查封了全部账户、导致医院停业的案子;一个没有管辖权却跨省抓人的案子;一个行政处罚和刑事判决重复罚款的案子——这些案子的实体结论,还值得信任吗?
未必。
刑事辩护有时候不是为了赢,是为了让整个过程被认真对待。
*本文所引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七条;《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24〕6号)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国家医保局、公安部关于加强查处骗取医保基金案件行刑衔接工作的通知》(医保发〔2021〕49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国家医保局令第7号)第四十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