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保骗保案的被告人名单,往下拉,通常会看到这样一串职务:院长、副院长、医务科长、医保办主任、内科主任、骨科主任、药剂科主任、护士长。
再往下,是医生、技师、护士、收费员。
名单最上面的几个人,判十年以上;名单最下面的,很多判缓刑。中间这一段——科室主任、医保办主任——是最尴尬的。
他们上有决策者,下有执行者。方案不是他们定的,但要从他们手里过;账不是他们做的,但要他们签字;出了事,他们既不是“被蒙蔽的”,也不是“拍板的”。
法院处理这一段时,量刑跨度极大。同一个案子,有的科主任判三年实刑,有的免予刑事处罚。差别不在态度,在四个变量。
一、张家口案:三种中层,三种结局
河北张家口那起公立医院串换药品案,我把判决书读了三遍,因为它把中层的责任层次划得非常清楚。
案情不复杂:院长主导制定了一项“串换药品”政策,患者出院时想多带不能报销的口服药,医生就开两张处方,一张口服药处方给患者领药,另一张等值的静脉注射类药物处方以住院费用名义报销。药剂科开专用账号做盘盈盘亏平账。
涉及三个中层:
院长宋某,政策制定者。
老年病科主任武某某,有处方权,亲自参与了两笔串换,涉及金额一万二千余元,造成基金损失九千余元。
药剂科主任杨某,没有参与制定政策,也没有为任何患者串换过药品,只按领导安排做平账。
判决结果:武某某免予刑事处罚;杨某有期徒刑一年,罚金三千元。
为什么武某某比杨某轻?表面上看,武某某直接实施了串换,杨某只是做账。
因为法院看的不是“谁动了手”,是“谁在这件事里起的作用更大”。
杨某作为药剂科主任,掌握着药品进出的全部数据,她的平账行为是整个串换方案能够持续运转的技术前提。没有她做平,账目早就对不上,事情早就暴露了。她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武某某参与的两笔,金额很小,属于偶发的、被动的配合。她的作用是可替代的——换任何一个有处方权的医生都能做。
这个判断标准,对辩护极有价值:不可替代性,比行为外观更能说明作用大小。
二、安仁案:为什么“我只是履职”不被采纳
湖南安仁那起民营医院的案子,住院部主任的辩护意见很有代表性。
他的核心抗辩是两条:第一,我是执行医院安排,属于履职行为;第二,我是被胁迫的,不配合就会被辞退。
法院没有采纳。
理由可以想见:作为一个有执业资格的临床医师,他对“空挂床”这种明显虚构住院事实的做法,具备完全的辨认能力;“怕被辞退”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胁迫;而且他本人从这些虚假病历对应的绩效中获得了利益。
这个案子说明了一件事:“履职行为”不是抗辩事由。
刑法上没有“执行上级指令”的免责条款。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命令,尚且要承担责任,何况是企业员工。一个医生签了字,就是他以自己的专业身份作出了一次虚假证明,这个责任不会因为“领导让我签”而转移。
但这不等于中层没有辩护空间。空间在别的地方。
三、四个变量
我在办这类案件时,会用四个变量来定位一个中层干部的位置。
变量一:职责范围
他管的这块业务,和骗保行为之间,是直接关联还是间接关联?
药剂科主任管药品,串换药品直接在他的职责范围内,这是直接关联。
医保办主任管申报,虚假病历的申报要经过他,这也是直接关联。
但如果是一个管后勤的副院长,或者管科研的副院长,他对收治方案没有职责,关联就是间接的。
间接关联的人,通常可以主张不明知、未参与。直接关联的人,只能退到“作用较小”。
这个区分决定了辩护的方向:是打无罪,还是打从犯。
变量二:指令来源
是谁让他做的?以什么形式?
口头传达,还是书面通知?院务会决定,还是院长个人授意?有没有会议纪要?有没有签收记录?
书面指令的价值极大。它一方面证明“这个人不是发起者”,另一方面证明“他处在被执行的位置”。有些案子里的科主任,收到的是院长亲自签发的《关于调整收治标准的通知》,通知上写着“应住尽住、提高床位使用率”。这份文件在法庭上,比十句“我是被迫的”有用得多。
反过来,如果指令是他自己下的——他在科室会上布置“这个月每个人要收几个病人”——那他就是这个环节的组织者。
变量三:有无分赃
这一条最实在。
医院的骗保收益,有没有以绩效、奖金、提成的形式流到他个人账户?流了多少?计算依据是什么?
如果他的收入和收治人数直接挂钩,那么“我只是执行”的说法就很难成立——他不仅执行了,还从中获利了。
如果他的收入是固定薪酬,与收治量无关,这是有力的从犯证据。
要注意一种情况:全院统一的绩效方案,所有人按同一比例拿钱。这种情况下,不能因为“他拿了钱”就认定为主犯,还要看他在方案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变量四:能否拒绝
这一条最虚,但最影响法官的心证。
一个有编制的老主任,拒绝执行可能要承担什么后果?一个刚入职的年轻医生,拒绝执行可能直接失去工作。两个人的“可期待性”是不同的。
刑法上没有“期待可能性”的明文规定,但司法实践中通过三条路径实现类似效果:认定从犯、认定胁从犯、认定情节显著轻微。
胁从犯(刑法第二十八条)要求“被胁迫参加犯罪”,实践中认定很严。单纯的“不干就辞退”,一般达不到胁迫的程度。所以不要把希望寄托在胁从犯上,更现实的是争取从犯和情节轻微。
四、医保办:一个特殊的岗位
我想单独说医保办,因为它的位置最特殊。
医保办是医院和医保经办机构之间的接口。它负责政策解读、申报审核、数据上传、迎接检查。骗保方案定下来,医保办通常是最早发现“这不合规”的部门,也是唯一有能力在申报环节拦下来的部门。
这个位置带来两种完全相反的辩护可能。
第一种:他是共谋者。 如果他参与了方案设计,或者主动指导科室“怎么做才不会被查出来”,或者帮助伪造申报材料,那他就是核心成员。这类案件里,医保办主任的量刑往往不轻。
第二种:他是被压制者。 如果他发现数据异常,向院领导报告过,被驳回;如果他在检查前提醒过风险,被无视;如果他保留了自己提出异议的记录——那么他的行为性质就变了。
第二种情况下,有一类证据极其重要:内部报告、书面请示、微信聊天记录、邮件。
我见过一个案子,医保办主任在飞行检查前一个月,给院长发过一条微信:“这批病历的住院天数普遍偏长,我担心过不了审核。”院长回了一句“按我说的做”。
这条微信,在法庭上的价值无法估量。它证明了这个人在当时就认识到问题,并且试图阻止,只是没能阻止。
这类证据在案卷里通常不会有——因为办案机关不会主动去调。要辩护人自己去问、去找、去固定。
五、出罪通道:《指导意见》第十二条的三级台阶
《指导意见》第十二条第二款,是这类案件里最值得反复读的一段:
对于涉案人员众多的,要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以及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具体实施的行为区别对待、区别处理。对涉案不深的初犯、偶犯从轻处罚,对认罪认罚的医务人员、患者可以从宽处罚,其中,犯罪情节轻微的,可以依法不起诉或者免除处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作为犯罪处理。
这段话给了三级台阶:
第一级: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作为犯罪处理。 这是出罪,依据是刑法第十三条但书。适用于参与时间短、金额小、作用边缘的人。
第二级:犯罪情节轻微的,可以不起诉或者免除处罚。 这是相对出罪,依据是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和刑法第三十七条。适用于构成犯罪但不需要判处刑罚的人。
第三级:涉案不深的初犯、偶犯,从轻处罚。 这是量刑从宽。
三级台阶,一步一步往下走。辩护的任务,是把这个人的位置往台阶上面推。
推得动推不动,取决于前面那四个变量。
六、最后
我想说一个观察。
这类案件里,中层干部往往是最容易认罪的一批人。他们受过教育,懂一点法律,知道自己做的事不对,被抓之后第一反应是配合、退赃、写悔过书。
这种态度在量刑上是加分的。但它也可能掩盖一个事实:他们中的很多人,从一开始就没有选择。
一个科室主任,院长开会定了指标,医保办说这样操作没问题,全院都这么干,同行都这么干。他不做,科室的绩效垫底,手下的人拿不到奖金,他自己位置不保。他做了,现在站在被告席上。
我不是说他不该承担责任。我是说,在分配责任的时候,要把他和那个定指标的人区分开。
法律上这叫“地位作用”。人情上这叫“讲道理”。
刑法应该是讲道理的。
*本文所引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七条、第二百六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24〕6号)第十二条。*
*所引案例:河北省张家口市桥东区人民法院(2017)冀0702刑初117号刑事判决书;湖南省安仁县人民法院(2023)湘1028刑初138号刑事判决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