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系列写到最后一篇,我想谈最实际的问题:判多重。
前面十九篇,讲的是罪与非罪、谁的责任、多少钱。这些决定了量刑的基准线。但基准线之上,还有一段距离可以争——从十年到七年,从实刑到缓刑。
这段距离,往往比定性之争更现实。因为多数案件的定性最终难以推翻,而量刑的每一格,都是当事人真实的年月。
但医保案的缓刑,比一般人想象的难。
一、一份文件里的一句话,压低了整个量刑区间
《指导意见》第十条第一句:
依法从严惩处医保骗保犯罪,重点打击幕后组织者、职业骗保人等,对其中具有退赃退赔、认罪认罚等从宽情节的,也要从严把握从宽幅度。
“从严把握从宽幅度”这七个字,是这类案件量刑的总基调。
它的意思是:退赃退赔、认罪认罚,仍然是法定从宽情节,但给你从宽的幅度,要比别的案件小。
具体表现是:普通诈骗案里,全额退赔加认罪认罚,可能从三年降到一年半,甚至缓刑;医保案里,同样的情节,可能只从三年降到两年半,实刑。
这个基调必须让当事人知道。否则他会以为“钱退了就没事了”,最后判决下来,落差极大。
我在接受委托时会把这句话原原本本告诉家属:这个案子,退赔是必须做的,但不要指望退赔能换来缓刑。它能换来的是从轻,不是免刑。
把预期管理好,后面的沟通才不会有问题。
二、第13条:五类人一般不适用缓刑
《指导意见》第十三条:
依法正确适用缓刑,要综合考虑犯罪情节、悔罪表现、再犯罪的危险以及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依法作出决定。对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职业骗保人、曾因医保骗保犯罪受过刑事追究,毁灭、伪造、隐藏证据,拒不退赃退赔或者转移财产逃避责任的,一般不适用缓刑。
五类人:
第一,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
第二,职业骗保人。
第三,曾因医保骗保犯罪受过刑事追究的。
第四,毁灭、伪造、隐藏证据的。
第五,拒不退赃退赔或者转移财产逃避责任的。
这五类,划出了缓刑的禁区。
但反过来读,就是五条可以争取的边界。
关于第一类。 前提是“犯罪集团”的认定成立。前面第 16 篇讲过,医院骗保案是否构成犯罪集团,本身是可以争的。如果犯罪集团不成立,首要分子这个身份也就不存在。
关于第二类。 “职业骗保人”没有法定定义。实务中通常指以此为业、多次实施、有组织地骗取基金的人。一个医院的普通员工,即使参与时间长,也不属于职业骗保人。这个身份不能泛化。
关于第三类。 有前科的,基本没有缓刑空间。这一条没什么可争的。
关于第四类。 “毁灭、伪造、隐藏证据”要看具体行为。删除自己手机里的聊天记录,算不算?转移财务账册,算不算?如果是在案发前因管理需要对档案做了处置,没有逃避追究的意图,就不应认定。
关于第五类。 这一条最需要注意。很多当事人不是不想退,是退不起。医院账户被冻结、家庭财产被查封,客观上没有退赔能力。
这种情况下,不能简单认定为“拒不退赔”。要区分“有能力退而不退”和“没有能力退”。前者是态度问题,后者是能力问题。辩护时要提交财产状况证明、家庭负担证明,说明退赔意愿真实但能力有限。
三、把实刑变成缓刑的三条路径
缓刑的法定条件(刑法第七十二条):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对医保案来说,最难的是第一条和第三条。数额大的,“情节较轻”不成立;参与深的,“没有再犯罪的危险”难以评估。
所以争取缓刑,核心是把量刑降到三年以下。三条路径:
路径一:减轻处罚
“从轻”是在法定刑幅度内往下走,“减轻”是突破法定刑幅度往下走。数额巨大的案子,法定刑三年以上十年以下,要判缓刑,必须先减轻到三年以下。
减轻处罚的法定事由:从犯、自首、立功、未成年、胁从犯、退赔情节显著。
医保案里最常用的是从犯和自首。
从犯(刑法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注意是“应当”,不是“可以”。
自首(刑法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徐某林案就是典型。骗取 12 万余元,属于数额巨大,法定刑三年以上十年以下。但他有自首、全额退赔、认罪认罚,法院“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实际判到了三年以下。
这个案子的关键在于:减轻处罚的幅度足够大,把刑期压到了三年线下,才有缓刑的可能。
路径二:把数额降下来
第三篇讲的七道减法,最终目的就在这里。
数额从五十万降到四十万,量刑档次不变;但从五十万降到三十万,就从“数额特别巨大”(十年以上)掉到“数额巨大”(三到十年)。这一掉,缓刑才有可能。
所以数额辩护不是学术练习,它直接决定了有没有缓刑的门票。
路径三:把作用降下来
从主犯降到从犯,从“组织策划”降到“具体实施”,从“核心成员”降到“一般参与”。
这条路靠的是第 7 篇讲的四个变量:职责范围、指令来源、有无分赃、能否拒绝。
莱西案里,辅助岗位的被告人基本都适用了缓刑。原因不是他们退赔得多,是他们的作用被认定为次要,数额按参与部分计算,量刑自然就低了。
四、退赔的技术问题
退赔这件事,看起来简单——把钱还上就行。实际操作中有很多细节。
时点
越早越好。
行政处理阶段主动退回,好于立案后;立案后主动退,好于审查起诉阶段;审查起诉阶段退,好于开庭前;开庭前退,好于判决后。
每往前一步,从宽的幅度都不一样。而且早期退赔,还能影响办案机关对“认罪悔罪态度”的整体评价。
主体
谁退?
单位犯罪(虽然诈骗罪没有单位犯罪,但实践中是单位行为)的情况下,医院退赔和被告人个人退赔,效果不同。
医院退赔,是单位履行退赃义务,对个人的从宽作用有限。
个人退赔,是被告人以自己的财产弥补损失,直接体现悔罪态度。
实务中,很多家属会问:医院已经把基金损失退了,我们还需要退吗?
需要。因为判决往往同时判令单位(或实际控制人)退赔和个人退赔。已经退的部分可以折抵,但不能替代。
数额
全额退赔的从宽幅度最大。部分退赔也有从宽效果,但幅度小。
如果确实没有全额退赔能力,可以考虑分期,并在庭审中提交还款计划、担保材料。法院对“有退赔意愿且有实际行动”的被告人,通常会酌情考虑。
对象
退给谁?
医保基金损失的退赔对象,是医保经办机构或者财政部门指定的账户。退款时一定要走对公账户,保留凭证,注明案号、用途。
私下退给医院、退给某个经办人,可能不被认定为退赔。
五、认罪认罚的时机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2018 年写入刑事诉讼法。核心是:犯罪嫌疑人自愿如实供述、承认指控、同意量刑建议、签署具结书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
医保案里,认罪认罚的适用率很高,因为这类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辩无可辩。
但“什么时候签”,是个技术问题。
审查起诉阶段签,可以换取检察院的量刑建议。量刑建议对法院有约束力(一般应当采纳),所以这个阶段的谈判空间最大。
庭审阶段签,从宽幅度会小一些,但仍有价值。
不签,就要做无罪辩护或者量刑辩护。这条路只有在定性确实有争议、或者数额认定存在重大错误时才值得走。
我的判断标准是:如果定性和数额都没有实质争议,就尽早签,把力气放在量刑协商上;如果定性有问题(比如大量真实诊疗被算作虚假),就不要急着签,先把数额打下来,再谈认罪。
有一点要提醒:认罪认罚具结书签了之后,辩护人仍然可以做量刑辩护,但不能再做无罪辩护。这是当事人的选择,律师要尊重,但必须把后果讲清楚。
六、罚金与禁止令
罚金
《指导意见》第十四条:
依法用足用好财产刑,加大罚金、没收财产力度,提高医保骗保犯罪成本,从经济上严厉制裁犯罪分子。要综合考虑犯罪数额、退赃退赔、认罪认罚等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这类案件的罚金,通常按违法所得的一倍到数倍判。金叶案骗取 39.8 万,罚金 42 万;艾某忠案主犯罚金 50 万。
辩护时能争的是:罚金数额应当与被告人的实际获利、缴纳能力相匹配。有些案件里,被告人只是执行者,没有从骗保中直接获利,罚金却按全案数额计算,明显不当。
禁止令
《指导意见》第十三条最后一句:
对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情况,可以同时禁止其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与医疗保障基金有关的特定活动。
金叶案的判决里,法院禁止金叶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民营医院经营管理活动。
这个禁止令的范围,要注意两点:
第一,必须与“医疗保障基金有关的特定活动”相关。不能扩大到所有职业。一个医生被判缓刑,禁止他从事医疗活动,可能超出必要限度——除非他的犯罪行为与执业直接相关。
第二,期限不能超过缓刑考验期。
实务中,禁止令的适用越来越普遍,对当事人的职业影响很大。辩护时要提出具体的范围建议,争取把禁止的范围限缩到与本案直接相关的岗位或行为。
七、最后
这个系列写到这里,二十篇,该说的差不多说完了。
我想用一段话来收尾。
医保骗保案的辩护,是一件很别扭的工作。
一方面,你很清楚这类行为的危害。基金是大家的钱,被骗走的每一分,都会变成别人看病时报销比例的一点点下降。为这种行为辩护,情感上是有障碍的。
另一方面,你又很清楚这类案件的处理,有很多粗糙的地方。违规和犯罪混在一起算,执行的和决策的放在一起判,真实的诊疗和虚构的服务包在一个数额里。为这些粗糙辩护,是职业的本分。
这两件事同时成立。
我这些年形成的立场是:该罚的罚,该判的判,但每个人只为他做过的事负责。
一个院长决定造假,他该承担全部后果。
一个医生按科室要求签了字,他该承担他那一份。
一个护士按医嘱执行,她可能什么都不该承担。
一个被免费体检吸引来的老人,他应该是证人,不是被告。
把这些人区分开,需要很细的工作:逐笔核对、逐人列表、逐项质证。这些工作不出彩,不上头条,但它们决定了一个个具体的人,能不能回到自己的生活里。
法律的专业性,最后就体现在这里。
*本文所引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七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二百零一条;《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24〕6号)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二十一条。*
*所引案例:安徽省颍上县人民法院徐某林诈骗案;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法院金叶等诈骗案;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艾某忠等诈骗案;山东省莱西市人民法院(2024)鲁0285刑初179号刑事判决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