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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流药链条的罪名选择

作者:丁金波 | 发布日期:2026-11-02

医保骗保案里,有一类人不在医院,也不在药企,他们在医院门口的树荫下、在小区门口的面包车里、在微信群里。

他们是收药人。

这条链条的起点是参保人手里的医保卡,终点是某个药店、诊所,或者一个陌生人的药箱。中间经过几道手,每一道都有利润。

法律对这条链条的处理,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分水岭:两个字的差别,可能决定判三年还是判十年。

这两个字是“授意”。

一、链条是怎么运转的

先把路径画出来。

第一环,出药。 参保人用自己的医保卡,在医院或药店开出远超实际需要的药。有的是自己贪小便宜,有的是被药贩子雇来“刷药”的,有的干脆是把卡借出去换钱。

第二环,收药。 药贩子以市场价三到五折的价格收购。常见的话术是“医保卡里的钱不用白不用”“反正你也不吃药”。

第三环,归集。 收来的药集中到某个仓库,按品种分类、打包。规模大的会雇人专门做这件事。

第四环,出货。 卖给药店、诊所、乡村医生,或者通过微信、快递卖给全国各地的下家。

第五环,再销售。 药店把回流药当成正常渠道的药卖给患者。患者不知道,医保也不知道。

这条链条上,基金损失发生在第一环——药被开出来了,钱被医保付了。后面几环,是在处理赃物。

所以法律对这几环的评价,完全不同。

二、“授意”两个字,决定了罪名

《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九条,把这条链条切成两段:

明知系利用医保骗保购买的药品而非法收购、销售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定罪处罚;指使、教唆、授意他人利用医保骗保购买药品,进而非法收购、销售,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第一段:单纯收购、销售,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第二段:指使、教唆、授意他人去刷药,然后收购,定诈骗罪。

区别在哪?

区别在“造意”。

一个人只是收购别人已经骗出来的药,他是在犯罪既遂之后介入的,处理的是赃物。这是掩隐罪,法定刑三年以下,情节严重的三到七年。

一个人教别人去刷药、告诉对方怎么刷、承诺收购,那他是在犯罪既遂之前介入的,他制造了骗保的犯意和条件。这是诈骗的共犯,按诈骗数额量刑,数额巨大的三到十年,特别巨大的十年以上。

2025 年 8 月最高法发布的陶某云、徐某侠案,就是这个区分的教科书式样本。

陶某云是参保人,自己没有心脑血管、精神疾病、哮喘的病史,却大量虚开达格列净片、脑心通胶囊、多巴丝肼片等药品,价值 22 万余元,低价卖给别人。

2023 年 11 月,陶某云在医院门口认识了徐某侠。在徐某侠的授意下,陶某云又去多家医院虚开了 8 万余元的药,徐某侠明知是骗保所得,仍然低价收购。

判决结果:陶某云犯诈骗罪,三年二个月;徐某侠犯诈骗罪,一年七个月。

注意:徐某侠没有亲自去开过一张处方,没有伪造过一份病历。她只是“授意”了陶某云去开药,然后收购。

但法院认定她构成诈骗罪,不是掩隐罪。

因为她不只是处理赃物,她制造了后面的那 8 万块钱的骗保事实。没有她的授意,那 8 万块钱不会发生。

对比 2024 年两高典型案例里的孙某玉案,孙某玉是纯粹的“药贩子”,非法倒卖利用医保骗保购买的药品,定的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同样是收药,一个定诈骗,一个定掩隐。差别就在有没有“授意”。

三、明知推定:六种情形,一条出口

这条链条上的被告人,几乎都会说一句话:我不知道这些药是骗保来的。

《指导意见》第九条第四款,给了六种可以认定明知的情形:

(1)药品价格明显异于市场价格的;

(2)曾因实施非法收购、销售利用医保骗保购买的药品,受过刑事或行政处罚的;

(3)以非法收购、销售基本医疗保险药品为业的;

(4)长期或多次向不特定交易对象收购、销售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的;

(5)利用互联网、邮寄等非接触式渠道多次收购、销售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的;

(6)其他足以认定行为人主观明知的。

但这一款还有一句关键的话:“但行为人能够说明药品合法来源或作出合理解释的除外。”

这句话是辩护的全部空间。

逐条看怎么用:

第(1)项,价格明显异于市场价格。 什么算“明显”?三折算,五折算不算?药品流通环节本来就有层级差价,一级代理拿货价可能就是零售价的六折。要用同品种、同规格、同批次的市场批发价做对比,不能用零售价。这一条最容易被打成“价格正常”。

第(2)项,有前科。 这一条基本无法反驳,只能说时间久远、已经改过。

第(3)项,以此为业。 “为业”的认定标准是什么?偶尔收一次,和长期以此为生,完全不同。要看经营规模、持续时间、有没有固定场所和人员。

第(4)项,长期或多次向不特定对象收购。 这里的辩点是“不特定”。如果只向固定的几个熟人收,是不是“不特定”?如果是亲戚朋友的药,是不是“特定”?

第(5)项,非接触式渠道。 微信、快递,这是现在的常态。但正常的药品流通也用微信和快递。要看的是交易对手的性质,不是渠道的形式。

第(6)项,兜底。 兜底条款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依据,必须有具体事实支撑。

除了逐条反驳,还有一条总出口:“能够说明药品合法来源”。

什么算合法来源?从有资质的批发企业进货、从药店退货、从医院库存处理、从患者手中收购但患者是自费购买的(不是医保支付的)。

最后一种最难证明,但如果能提供患者的自费购药凭证、处方、付款记录,就可以成立。

四、数额:三个数字,差别很大

掩隐罪的数额认定,实务中有三种算法:

收购金额。 药贩子收药花了多少钱。

销售金额。 卖出去了多少钱。

药品市场价值。 这些药按正常零售价值多少钱。

这三个数字可能差三到五倍。

戴某寿案的处理可以参照。他的操作是:通过微信联系上下家收购、销售“医保回收药品”,租仓库、雇人打包邮寄。经核实,销售给下家的收款 340 余万元;后一阶段从王某星处收购付款 18 万余元,销售给翟某刚收款 57 万元。案发后扣押药品一万余盒。

法院判了六年,并处罚金十二万。

这个案子里,数额是按实际收付款认定的,不是按药品的市场零售价。这个口径对被告人有利,也符合掩隐罪的本质——掩隐罪惩罚的是对犯罪所得的处置行为,处置的规模应当按实际交易额计算。

辩护时要注意:如果起诉书按市场价认定,要提出按实际交易额计算。特别是收药环节,药贩子按三折收,如果按市场价算,数额会凭空放大两倍多。

另一个问题是基金损失和掩隐数额的关系。

掩隐罪不要求基金损失与掩隐数额对应。一个人收了十万块钱的药,这十万块钱对应的基金损失可能是二十万(因为药品的医保支付价高于收购价)。掩隐罪的数额是十万,不是二十万。

这个区别在量刑上很重要。

五、药店的角色

链条的末端,常常是药店。

药店收购回流药再销售,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个层面,药品来源违法。 药店必须从有资质的药品批发企业采购,索证索票,建立进货台账。收购回流药,违反《药品管理法》,可以吊销许可证。

第二个层面,刑事责任。 如果明知是骗保药品而收购、销售,构成掩隐罪。如果药店还参与了“授意”患者开药,可能构成诈骗共犯。

还有一个更重的问题:回流药的储存条件。

药品对温湿度有要求,胰岛素、生物制品需要冷链。药贩子的仓库通常没有这些条件。药品在流通过程中变质、失效,再卖给患者,就可能构成销售假药罪或者销售劣药罪。

《药品管理法》第九十八条对假药、劣药有明确界定。变质药品按假药论处。这个罪名一旦成立,量刑会比掩隐罪重得多。

辩护时要争的是:有没有证据证明药品已经变质?扣押的药品有没有做质量检验?如果没有检验报告,就不能认定是假药。

六、最后

写这一篇,我想说一个现象。

这类案件里的被告人,很多是农村的中老年人,或者城市里的下岗职工。他们收药,一盒赚几块钱,一天跑几个小区,一个月挣三五千。

他们不觉得自己在犯罪。他们的理解是:药是别人买的,我愿意收,这是买卖自由。

这个理解是错的,但错得可以理解。因为这条链条的起点——医保卡里的钱“不用白不用”——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社会心理。

真正的问题在链条的另一端:那些组织化、规模化、跨省经营的大药贩子,那些明知是回流药仍然采购的药店和诊所,那些设计出“医保套现”话术的人。

抓几个收药的老人,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而对于那些确实只是零星收购、金额不大、认知有限的人,《指导意见》第十二条的原则同样适用: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作为犯罪处理;犯罪情节轻微的,可以不起诉或者免除处罚。

这条原则,不应该只写在文件里。


*本文所引规范:《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24〕6号)第九条、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高检发释字〔2022〕1号)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二百六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九十八条。*

*所引案例:江西省浮梁县人民法院戴某寿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2025年8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之三);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陶某云、徐某侠诈骗案(同上之四);陈某美、陈某英、孙某玉案(2024年3月1日两高发布的典型案例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