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保案的量刑,几乎完全由数额决定。
三万元是数额较大,三年以下;五十万是数额特别巨大,十年以上。同样一个案子,数额认定从五十万降到四十九万,量刑未必变;但从五十万降到三十万,就从十年以上掉到三到十年这一档,中间隔着一条人命。
而起诉书上的数额,往往不是刑法意义上的数额。
它通常是医院上报的金额、审计报告汇总的金额,或者飞行检查认定的违规金额。这三个数字,没有一个天然等于“被骗取的医保基金数额”。中间要经过减法。
这一篇讲的就是这七道减法。做完,数额可能腰斩。
第一道:未拨付的部分
医保结算有周期。医院月初申报,经办机构审核,然后拨付,中间隔着一个月到几个月。案发时,被查出的费用里,总有一部分已经申报但还没到账。
这部分算不算诈骗?
算,但是未遂。
艾某忠案给了明确答案。山西大同那家医院到 2020 年底虚报金额 970 余万元,其中未拨付 200 余万元,法院认定“系诈骗未遂”。主犯艾某忠判十三年六个月。
请注意这个处理方式的含义:未拨付部分计入犯罪数额,只是量刑时按未遂从轻。所以辩护时不能说“这部分不该算”,应当说“这部分应当认定为未遂,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前者法院不会采纳,后者是法定情节。
实操上要做的,是拿到医保经办机构的拨付流水,把“申报额”和“到账额”分开列表。这项工作看起来很笨,但它是最实在的减刑依据。
第二道:患者自付、自费部分
医保结算单上,一笔住院费用通常分三块:统筹基金支付、个人账户支付、个人现金支付。
被骗的是基金,不是患者口袋里的钱。所以只有统筹基金(以及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实际支付的部分,才是基金损失。
但在审计报告里,经常直接按“医疗总费用”计算。一个病人住院花了一万二,基金报了八千,剩下四千是自付,审计报告写“虚增费用一万二”。
这四千块的差额,必须减掉。
要把每一笔的结算单调出来,逐笔拆成三栏。有些地方的个人自付比例很高,这一减可能就是两三成。
第三道:个人账户与统筹基金的口径
这一道最容易被忽略。
个人账户里的钱,性质上是参保人自己的。用个人账户支付,基金并没有实际支出——钱本来就是那个人账户里的。
有些案件把“空刷个人账户”也算进基金损失,这在口径上是错的。空刷个人账户侵害的是参保人的个人财产权益,可能构成盗窃或者侵占,但不是“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
《指导意见》第四条明确,医疗保障基金包括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基金、医疗救助基金、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公务员医疗补助、居民大病保险资金。个人账户不在这个列举之内。
这不是文字游戏。个人账户和统筹基金是两个法律性质完全不同的池子,混算会把不属于基金损失的部分算进来,同时也会把不构成诈骗罪的行为一并入罪。
第四道:真实诊疗的对价
这是最有争议的一道,也是价值最大的一道。
医院收治了 100 个病人,其中 60 个是假的,40 个是真的、也确实需要住院、也确实接受了治疗。这 40 个人的费用,能不能从犯罪数额里扣掉?
莱西那起案子,法院给了明确否定回答:即使医院实际提供了部分医疗服务,其目的系为骗取基金,不影响诈骗犯罪的认定,亦不应从犯罪数额中予以扣除。
这句话对辩护很不利,不能装看不见。但要读懂它的适用前提。
莱西案的事实基础是:126 名参保人员均没有住院的主观意愿和实际需求,亦未实际住过院。也就是说,那个案子里根本不存在“真实的 40 个病人”,住院行为整体上是为骗保创设的。在这个前提下,附着于其上的服务不产生刑法上的对价,法院的结论是自洽的。
所以真正的辩点不是“提供服务了就该扣除”,而是先证明存在真实的、独立的医疗需求。
如果病人是自己走进医院的、是自己要求住院的、住院指征是符合规范的、治疗方案是按临床路径做的,那么这部分住院与骗保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它不是骗保的载体,它是一次正常的医疗行为,只是被记在了一个有问题的账上。
这两种情形,法律评价应当不同。前者是“借真实外壳行骗”,后者是“真实业务中夹杂虚增”。
实操上,要按人做表:每一个住院人次,标注入院途径(自行就诊/招揽/职工家属)、入院诊断、住院指征是否符合规范、实际在院天数、实际接受的治疗、费用构成。这张表做出来,真假比例一目了然。法院未必全部采纳,但至少能把“整体虚构”的认定打成“部分虚增”。
第五道:重复计算
这一类错误在跨年度、跨险种的案子里特别常见。
跨年度重复。 12 月的费用次年 1 月拨付。审计按费用发生年度统计一次,按拨付年度又统计一次,同一笔钱算了两次。
跨险种叠加。 一笔费用,基本医保报一部分,大病保险报一部分,医疗救助再补一部分。有些报告把三个渠道的支付额相加,得出“骗取金额”,但实际基金总支出可能就是那一笔。相加没有错,但如果同时又把医疗总费用列在旁边,就容易重复。
申报与拨付混算。 前面说过,这是第一道减法,但在复杂案件里会以更隐蔽的方式出现:不同批次的申报单被重复统计。
要做的事很枯燥:拿原始结算清单,按结算单号去重,按时间排序,跟拨付流水一一对应。这类案件动辄几千条数据,用表格做,不要靠人脑。
第六道:共同犯罪中的个人参与额
单位骗保案里,各被告人的数额经常被统一按全案总额认定。
这是错的。
《指导意见》第十二条要求:对于涉案人员众多的,要根据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以及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具体实施的行为,区别对待、区别处理。
莱西案的数额认定就很细致:检验科周某荣参与 24.4 万余元、内科闫某婷 20.7 万余元、彩超室封某 7.9 万余元。同一个医院、同一套方案,三个人的数额差了三四倍,量刑自然也不同。
所以每一条辩护都要问:这个人是什么时候入职的?什么时候开始参与的?参与的是哪几个科室、哪几个环节?他经手的部分是多少?
尤其要注意任职时间的切割。一个人 2021 年 3 月入职,案件跨度 2019 到 2023 年,那么前两年的数额跟他没有关系。这个减法做出来,可能直接把数额从特别巨大降到巨大。
第七道:已退赔、已追缴的部分
这道减法不减数额,只减刑罚。
犯罪数额一旦形成,退赔不改变它。但退赔影响量刑、影响罚金、影响能不能适用缓刑。《指导意见》第十条虽然强调对从宽情节“从严把握从宽幅度”,但退赃退赔仍然是法定酌定情节中最有分量的一项。
安徽徐某林案,用已故妻子的医保卡买药报销 12 万余元,案发后全额退赔,加上自首,最终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退赔的时点很关键:立案前主动退,好过审查起诉阶段退,更好过庭审时退。有些地方还把“行政处理阶段已退回”作为重要考量。
附加一件事:审计报告能不能质证
上面七道减法,都要落在一个东西上:那份认定数额的报告。
这份报告是什么性质?这决定了怎么质证。
如果它是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那它在刑事诉讼中是书证或者专门性报告,不是法定鉴定意见。它的结论对法院没有当然的约束力,辩护人可以申请重新鉴定,也可以申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
质证的重点有四个:
第一,依据的材料是否完整。审计依据的是医院自己提供的账目,还是调取了原始的结算数据、拨付流水、药品采购票据?只有前者,等于用被指控方的账本证明被指控方骗了多少钱。
第二,计算口径是否说明。是按医疗总费用算的,还是按基金支付额算的?有没有剔除自付部分、未拨付部分?报告里如果只有结论没有口径,这个结论就无法质证,也就无法采信。
第三,是否区分了违规与虚构。这一点在第 1 篇里详细说过,这里只说一句:如果一份报告的每一笔都只写“违规金额”,没有一笔写“虚构事实”,那它证明的是行政违规,不是诈骗数额。
第四,抽样还是全查。有些案件涉案人次上万,报告只抽查了几百份,然后按比例推算总额。抽样方法、样本代表性、推算公式,都要拿出来质证。这种推算出来的数额,证明力远低于逐笔核实。
最后
写这一篇的时候,我一直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数额辩护在医保案里特别重要,又特别难做?
因为这类案件的数额,天然带着一种“总量正确”的外观。医院确实收了那么多钱,基金确实付了那么多,账是对得上的。在这个外观之下,逐笔拆解显得琐碎、显得狡辩。
但刑事案件的数额,从来不是会计上的总量,而是“因虚构行为而非法转移的财物”。这两个数字之间,隔着一整套构成要件的检验。
把它们当成同一个数,是在用会计代替刑法。
*本文所引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三条、第二百六十六条;《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24〕6号)第四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二条。*
*所引案例: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艾某忠等诈骗案;山东省莱西市人民法院(2024)鲁0285刑初179号刑事判决书;安徽省颍上县人民法院徐某林诈骗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