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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类技术性违规的定性差异

作者:丁金波 | 发布日期:2026-11-02

监管通报里的词,和判决书里的词,经常不是一回事。

飞行检查报告写“过度诊疗”“分解住院”“串换项目”,这三个词在行政法上各有各的罚则,都很清楚。但一旦进入刑事程序,它们会被统一翻译成一个词:虚构。

这个翻译是错的。三类行为侵害的东西完全不同,能不能构成诈骗,要分开看。

一、三类行为,三个受害者

先把侵害对象摆出来。

过度诊疗,侵害的是医疗必要性的判断权。病人需要多少检查、用多少药、住多少天,本来应该由医生按诊疗规范决定,现在被经济利益扭曲了。基金为不必要的服务付了钱,但服务本身真实发生了。

分解住院,侵害的是基金支付的管理秩序。医保对每次住院设了起付线、次均费用控制、总额预算。把一次住院拆成两次,病人多付一次起付线,基金多支出一次。但病人的病是真的,治疗是真的,两次住院都是真的。

串换项目,侵害的是费用的真实性。用便宜的耗材报贵的,用不能报销的项目报能报销的,用口服药报成静脉用药。这里被虚构的不是“有没有治病”,而是“这笔钱花在了什么上”。

三个受害者,三种侵害。刑法上的诈骗罪要求“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而处分财产”。这个要件对应的是第三种,不是前两种。

前两种更像是:利用规则漏洞,多拿了本不该拿的钱。这在民事上叫不当得利,在行政上叫违规,在刑法上——需要非常谨慎地论证。

二、过度诊疗:谁来判断“必要”

《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二)项的表述是:

违反诊疗规范过度诊疗、过度检查、分解处方、超量开药、重复开药或者提供其他不必要的医药服务。

注意“违反诊疗规范”这五个字,它是前置条件。

也就是说,行政法上的过度诊疗,不是“我觉得你治多了”,而是“你违反了诊疗规范”。判断标准是规范,不是感觉。

那么诊疗规范是什么?临床路径、诊疗指南、药品说明书适应症、同级同类医院的通行做法。这些东西是医学共同体形成的技术标准,不是法律标准。

这就带来一个刑事诉讼上的根本问题:法官凭什么判断一次 CT 该不该做?

答案是:法官不判断,法官看证据。而这类案件的证据,往往是医保部门的审核意见或者专家论证。这些意见能不能替代医学判断,能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是辩护必须争的。

我的一般做法是三步:

第一步,把每一个被指“过度”的项目,对应到具体的诊疗规范条文。有没有?如果没有明确规范,指控的基础就不存在。

第二步,看个体差异。同一个病,年轻人做三项检查,八十岁的老人做五项,这不是过度,这是病情需要。指南给的是概率,医生面对的是个体。

第三步,看医院条件。基层医院没有某些设备,只能开转诊;有设备的,可能会多做检查。这是资源配置问题,不是故意虚构。

三步走完,如果还剩下一批“确实没有任何依据、纯粹为创收而开的项目”,那才是可以争的部分。而这一批的数量,通常远小于审计报告的认定。

三、分解住院:被利用的规则

分解住院的典型场景是这样的:病人需要住院二十天,医保规定单次住院超过十五天要审核,或者按病种付费的标准是十天的费用。医院就在第十四天办出院,第二天再办入院。

病人没走,床位没换,治疗方案没变,只是账目上变成了两次住院。

这个行为恶劣吗?恶劣。它让基金多付了一次起付线,多付了一份按次计算的费用,也污染了整个医保统计数据的真实性。

但它虚构了什么?

病人是真的,病是真的,二十天的治疗是真的。唯一“虚构”的是“这是一次新的住院”这个说法。而这个说法,是对支付规则的规避,不是对事实的编造。

在刑法上,这更接近于“利用规则漏洞获取利益”,而不是“虚构事实骗取财物”。前者在民事和行政领域有对应的责任,后者才进入刑法。

我知道实务中有法院把分解住院认定为诈骗。理由通常是:行为人明知不符合再次入院指征而办理入院,属于虚构住院事实。这个论证在“病人已经治愈却继续收治”的场合是成立的——那时治疗本身就不必要了。但如果病人确实需要继续住院,只是被拆成了两段,论证就断了。

这个区别,是辩护要抓住的。

四、串换项目:唯一直接指向虚构的一类

第三类不一样。

河北张家口那起案子,我在第 1 篇里详细讲过。医院的做法是:患者出院时想多带不能报销的口服药,医生就开两张处方,一张口服药处方给患者领药,另一张等值的静脉注射类药物处方,以住院费用的名义向医保报销。药剂科开专用账号做盘盈盘亏平账。

法院的认定是:这是“帮助患者将本应自行承担的医药费以住院费用的形式予以报销”。

请仔细看这句话:被虚构的不是“病人有没有吃药”,而是“这笔费用属于什么性质”。

药是真的,病人真的用了,只是它本来是自费的口服药,被报成了可报销的住院静脉用药。虚构的是费用的可报销属性。

这就是串换与过度诊疗的根本区别:过度诊疗里,服务是真的,只是不必要;串换里,服务的属性是假的。

前者侵害的是必要性判断,后者侵害的是真实性。刑法管的是后者。

但即便如此,串换也不必然等于诈骗。还要看两件事:

一是差价去了哪。如果差价留在医院账上,用于经营,是单位获利;如果按比例返还给患者,是共同分赃;如果进了个人口袋,是个人占有。这三种的责任分配不同。

二是患者知不知情。如果患者知道自己在配合医院做假账,他就是共犯;如果患者只是被告知“这样可以多带点药”,他可能只是被利用。

五、DRG/DIP 时代的新问题:高套编码

这两年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按病种付费(DRG/DIP)全面推开,一类新的争议浮出来了:高套编码。

简单说,DRG 是把病人按诊断、治疗方式、并发症等分成若干组,每组一个支付标准。重症组付得多,轻症组付得少。于是有的医院在病案首页上做文章:把没有的并发症写上,把轻的诊断改成重的,把门诊做的操作记成住院手术。

这种行为的性质,比前面三类都更接近虚构——因为它直接改变了“这个病人是什么病”的申报。

但也不能一概而论。要区分三种情况:

编码理解分歧。 同一个病例,不同的编码员可能编入不同的组。这属于技术争议,可以申诉,可以复议,不是犯罪。

病案首页填写不规范。 主要诊断选择错误、遗漏次要诊断、手术操作漏填。这些是质量问题,通常按违规处理。

系统性高套。 有组织地培训员工“怎么编能拿钱多”,建立内部编码“优化”规则,按高套金额提成。这就进入了虚构的范畴。

区分的标准还是那个:有没有一个独立于真实病情的、以获取支付为目的的编造行为。

我在看这类案子时,会要求调三样东西:病案首页的修改日志、编码员的培训记录、内部关于编码的会议纪要或通知。这三样东西能说明,高套是能力问题,还是意图问题。

六、最后

写这一篇,想说明一个方法论上的问题。

医保监管有一套自己的语言体系:违规、违约、骗保。这套语言是为行政处理设计的,它的分类标准是“基金有没有损失、损失了多少”。

刑法有另一套语言:虚构、错误认识、处分财产、非法占有。这套语言的标准是“被害人为什么付钱”。

两套语言不能直接对译。

“过度诊疗”翻译成刑法语言,是“提供了不必要的真实服务”——这里有真实服务,缺的是必要性。

“分解住院”翻译成刑法语言,是“把一次真实住院拆成两次”——这里有真实住院,缺的是次数真实性。

“串换项目”翻译成刑法语言,是“把A报成B”——这里缺的是费用属性真实性。

三种“缺”,只有第三种缺的是“事实”,前两种缺的是“规则”。

刑法只惩罚虚构事实,不惩罚利用规则。

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在替人开脱,其实不是。它是在划一条线:如果连过度诊疗都要按诈骗处理,那么每一个开过大处方的医生,都可能站在被告席上。这条线一旦破了,医疗行为就没有安全边界了。


*本文所引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第四十条;《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24〕6号)第五条第(4)(5)(6)项。*

*所引案例:河北省张家口市桥东区人民法院(2017)冀0702刑初117号刑事判决书;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杜某君诈骗案(2025年8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