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每一份医保骗保案件的起诉书里,都藏着一个未经论证的等号。
左边写着:飞行检查认定违规使用医保基金 XXX 万元。
右边写着:诈骗数额 XXX 万元。
中间没有任何过渡。没有说明这些“违规”里,哪一部分是虚构了不存在的病人、不存在的药、不存在的治疗;哪一部分只是价格定高了、项目串了、住院次数拆了。全部打包,一并入罪。
这个等号,是我接手这类案件后第一个要拆的东西。因为它把一个行政法上的“违规”,直接翻译成了刑法上的“诈骗”。而这两者之间,隔着一条河。
一、立法者其实已经把答案写在了条文里
《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是2021年5月1日施行的行政法规,也是医保监管最基础的规范。它有两个关键条文,很多人只读其中一个。
第三十八条列举了七类行为:分解住院、挂床住院;违反诊疗规范过度诊疗、过度检查、分解处方、超量开药、重复开药;重复收费、超标准收费、分解项目收费;串换药品、医用耗材、诊疗项目和服务设施;为参保人员转卖药品提供便利;将不属于基金支付范围的费用纳入结算;以及其他造成基金损失的违法行为。
对这一类,条例的处理是:责令退回,处造成损失金额1倍以上2倍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条列举的是另一类:诱导、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提供虚假证明材料,串通他人虚开费用单据;伪造、变造、隐匿、涂改、销毁医学文书、医学证明、会计凭证、电子信息等资料;虚构医药服务项目;其他骗保行为。
对这一类,处理是:责令退回,处骗取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暂停相关责任部门6个月至1年涉及基金使用的医药服务,有执业资格的吊销执业资格。
一边是“损失金额”,一边是“骗取金额”;一边是1到2倍,一边是2到5倍;一边是退回罚款,一边还要停科室、吊执照。
差别为什么这么大?因为立法者认为这是两类事。
更关键的是第四十条的第二款,一句话把两条规定接了起来:
定点医药机构以骗取医疗保障基金为目的,实施了本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行为之一,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的,按照本条规定处理。
这句话的信息量极大。它等于立法者亲口承认:第三十八条的那些行为,本身不是骗保。只有当行为人“以骗取为目的”去实施时,才升格为第四十条的骗保。
换句话说,同一件事——比如串换药品——在行政法规的评价体系里,天然地站在“违规”这一侧。要把它推到“骗保”那一侧,需要额外证明一个主观要件。
那么到了刑事层面,这个主观要件只会更严格,不会更宽松。诈骗罪要求“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要求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要求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行政法规都要区分的东西,刑法没有理由不区分。
二、《指导意见》第五条,有一句常被跳过的话
2024年3月1日,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24〕6号)。这是目前这类案件最重要的一份规范,共26条。
其中第五条列举了定点医药机构骗取基金支出的八种行为方式,几乎把实务中见过的所有手段都写进去了:诱导协助冒名虚假就医、伪造变造医学文书、虚构医药服务项目、分解住院挂床住院、重复收费超标准收费、串换药品耗材、将不属于支付范围的费用纳入结算,以及兜底条款。
这八项,成了很多起诉书直接引用的依据。
但第五条的开头是这么写的:
定点医药机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实施下列行为之一,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对组织、策划、实施人员,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三个要件,缺一不可: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客观上的列举行为,结果上的基金实际支出被骗取。
八项清单是“行为方式”,不是“罪名清单”。清单的功能是描述手段长什么样,不是替代构成要件。把“医院存在第五条第(五)项的重复收费”直接等同于“医院构成诈骗”,是把手段当成了结论。
我在阅卷时见过太多这样的段落:审计报告列出十七项违规,每一项都标注了金额,最后加总,就是犯罪数额。整份报告里没有一句话在讨论:这十七项里,哪一项虚构了事实?
三、三类最容易被整体打包的“违规”
实务中最常被一锅端的,是三种情况。它们的共同点是:基金确实多支出了钱,但钱不是被“骗”走的,是被“多要”的。这两件事在法律上完全不同。
(一)多收了钱:超标准收费、重复收费、分解项目收费
医院把二级护理按一级护理收费,把一次彩超拆成三次计费,同一个耗材收了两遍钱。基金确实多付了。
但诈骗罪的构造是:行为人虚构事实——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行为人取得财产。这里的核心环节是“错误认识”。而在单纯价格虚高的场合,医保经办机构并非被虚构的事实所欺骗,它是在既定规则下按医院申报的价格完成了支付。医院多拿的钱,性质上更接近不当得利或者价格欺诈,侵犯的是基金的使用管理秩序,不是通过欺骗取得的他人财物。
这条界限的分寸在哪里?在虚构的是“价格”还是“数量”。
报价虚高,是价格问题;把做了一次的检查记成三次,是数量问题。前者通常停留在行政违规,后者已经进入虚构。同样,“分解项目收费”如果只是把打包价拆开报,是违规;如果凭空增加了一个从未实施的项目,就是虚构。
这个区分不是文字游戏,它直接决定量刑档次。而大量的审计报告和起诉书,恰恰把这两类混在一起算总数。
(二)换了东西:串换药品、耗材、诊疗项目
这是最有辩护空间的一类,因为病人确实得到了治疗。
河北张家口有过一起案子。某公立医院在院长主导下制定了一项“串换药品”政策:患者出院时想多带不能报销的口服药,就由医生开两张处方——一张口服药处方给患者去药房领药,另一张等值的静脉注射类药物处方,以住院费用的名义向社保局报销。药剂科开设专用账号做盘盈盘亏平账,按月上报院长。经审计,串换药品总金额227万余元,按最低报销标准计算,造成医保资金损失110万余元。
法院怎么认定的?判决书里写得很清楚:医院的行为是“帮助患者将本应自行承担的医药费以住院费用的形式予以报销”。也就是说,被虚构的不是“病人有没有吃药”,而是“这笔费用属于什么性质”。药是真的,病人也真的用了,虚构的是费用的可报销属性。
在这个定性下,责任分配就有了层次。药剂科主任杨某没有参与制定政策,也没有为任何患者串换过药品,只按领导安排做平账,法院认定其系从犯,判有期徒刑一年。老年病科主任武某某有处方权,参与了两笔串换,造成损失九千余元,法院认定构成从犯,免予刑事处罚。
同一个案子,院长之外的人没有被一锅端。原因就在于法院把“政策制定”“具体实施”“事后平账”三个环节拆开了。
反过来说,如果一家医院把进口支架换成国产支架,差价留下了,但病人体内确实植入了支架、手术确实做了,那么被侵害的是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和基金的价格支付规则,与“虚构一台从未做过的手术”在性质上相差甚远。前者能否构成诈骗,需要极其谨慎的论证。
(三)拆了次数:分解住院;人不在床:挂床住院
这两个词经常并列出现,其实是两件事,而且内部还要再分。
分解住院,是患者真实住院、真实治疗,医院为了规避次均费用控制或者多拿起付线,把一次住院拆成两次结算。这里没有任何一个事实是虚构的:病人存在,病存在,治疗存在。基金多支出的部分,是因为支付规则被利用,不是因为有人编造了故事。这类行为原则上应当留在行政违规的范围内。
挂床住院,必须再分三种:
第一种,人从未在院,病历、医嘱、护理记录全是编的。这是彻底的虚构,诈骗没有疑问。
第二种,人在院,也确实需要住院,但医院虚增了费用——多记了药品、多开了检查。虚构的是费用的一部分,辩护要做的是把这个部分从总额里切出来。
第三种,人在院,但按诊疗规范根本不需要住院,医院用免费体检、免费吃住把老人吸引来办住院手续,提供一些基础服务,然后按住院标准结算。这种情况最复杂。它有真实的床位占用、真实的服药和输液,但住院指征是假的。
山东莱西那起案子,法院的思路值得注意。案涉126名参保人员,法院认定他们“均没有到某医院住院的主观意愿和实际需求,亦未实际住过院”,所接受的理疗、检查项目“多与病案材料、费用明细记载不符”。在这个事实基础上,法院进一步指出:即使医院实际提供了部分医疗服务,其目的系为骗取基金,不影响诈骗犯罪的认定,亦不应从犯罪数额中予以扣除。
这段话对辩护是不利的,必须正面回应,不能装作没看见。它划出的界线是:当“住院”这个行为整体上是为实现骗保而创设的,那么附着于其上的服务不产生刑法上的对价。反过来读,这条界线也给出了辩护的方向——只要能证明住院是基于真实的医疗需求、由患者自主决定、服务内容与记录相符,案件就退出了“整体虚构”的核心地带,回到“部分虚增”的层面,数额和责任都要重新计算。
四、辩护要做的五件事
说了这么多规范,落到案卷上,是五个动作。
第一,把“违规金额”逐笔拆开。 要求控方对审计报告的每一笔作出说明:这一笔虚构了什么事实?是虚构了人、虚构了项目、虚构了数量,还是仅仅价格不合规?拆不动的地方,就是辩护空间。这项工作量很大,但这类案件的胜负往往就在这里。
第二,核对行政机关的处罚依据。 如果医保部门自己按第三十八条作出处理——罚款1到2倍——而检察机关按诈骗罪追诉,这两份文书之间就存在法律评价上的矛盾。这个矛盾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同一个行为,行政执法认定为“违规”,刑事追诉认定为“诈骗”,依据是什么?通常不会得到正面回答,但它会进入案卷,也会进入合议庭的视野。
第三,调取飞行检查报告的底稿和明细表。 起诉书引用的往往是汇总数,而汇总数背后是一张明细表。明细表里的项目名称、认定依据、计算方式,才是可以质证的对象。只质证汇总数,等于放弃了质证。
第四,审查“损失”的计算口径。 基金损失是统筹基金实际支付的部分,不是医疗总费用,不包括患者自付、自费部分,也不包括虽已申报但尚未拨付的部分。这三项在实务中被混算的情况非常普遍。
第五,就“非法占有目的”单独组织证据。 不要只在辩论阶段说“被告人没有骗的故意”,那是最没有力量的辩点。要拿证据:医院的定价制度、成本核算方式、同类项目的收费惯例、资金的实际流向、有没有人从中私分、有没有形成个人财产。目的不是靠说的,是靠这些事实推出来的。
五、最后
写这篇文章,不是要替谁开脱。医保基金是救命钱,这一点没有什么可争的。虚构病人、伪造病历、空刷医保卡,该判的必须判,我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犹豫。
我担心的是另一件事:当监管压力上来的时候,最省事的做法是把所有瑕疵都往刑事上靠。审计报告一出,金额一加,人一抓,案子就办完了。可刑法不是行政管理的延长线。一个把二级护理记成一级护理的护士长,和一个编造三十份假病历的院长,不应该站在同一个被告席上,适用同一套数额标准。
《指导意见》第二条自己写着:坚持罪刑法定、证据裁判、疑罪从无,确保每一起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这句话不是装饰。它是这个系列所有文章的前提。
*本文所引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第二十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条;《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24〕6号)第二条、第五条。*
*所引案例:河北省张家口市桥东区人民法院(2017)冀0702刑初117号刑事判决书;山东省莱西市人民法院(2024)鲁0285刑初179号刑事判决书。*